我们家原来在青果巷，大概靠西头，是叫“礼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边的，街的对面有一个叫“贞和堂”，比我们的房子大，可能姓张，我记不清楚了，还有“八桂堂”。“贞和堂”和“八桂堂”都在青果巷的北面，是坐北朝南的，他们两家都是清朝造的房子，比较讲究。因为是历史传统，“礼和堂”这个堂名跟做官有关系，认为住在这里边是光荣的。我们的房子比较老，是明朝的，大门里面有个空地，就在那里造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面看不出来，进到里面去才看得出来，我们住的是新房子。

过年的时候，家里挂着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厅、里厅，还有我妈妈住的一个小楼，旁边有一个大房间，也等于是一个厅，接待客人的。这种地方都要把人像挂起来，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辈是挂在大厅的，祖父、祖母是挂在里厅上面，还有挂在小厅里面的。我们只知道祖父、曾祖父的号，不知道大名。因为小的时候不许讲大人的名字，要避讳的。我记得我的曾祖父叫润之，叫润之公，我的祖父叫逢吉公，怎么知道的呢？过了年，要把人像卷起来，上面要写号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亲在中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是没有大学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矛盾：我的父亲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亲说常州的亲戚太多，过的都是封建的奢侈生活，受不了，我们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苏州去了。在常州我们是大家，在苏州完全不一样，只有一所房子，破破烂烂的，就把房子卖掉，我们租房子住，变成了小户人家。开头我母亲用各种办法维持这个家庭，后来我的姊姊从学校出来工作了，工资可以补贴家里。我的父亲和姨太太留在常州，从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分开了。

我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在常州中学，有一个碑。我读常州中学的时候，我的家已经搬到苏州了，可是那时候觉得常州中学办得比旁的中学好，所以还在常州读书。那时候都住在学校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许出去，只有礼拜天可以出去。所以，虽然在常州读书，学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学校外面我不知道。有许多亲戚，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都是按号叫什么伯伯、什么叔叔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我的父亲和姨太太家里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抗日战争，我跟我母亲逃难到四川重庆，听说我的父亲跟姨太太逃到乡下，消息都完全隔断了。我是1949年回国的，回国以后，才慢慢地知道有个弟弟在上海，这个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后来找到了弟弟，联络上了。我的弟弟前两年去世了，弟媳妇还在上海，他有几个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港。

因为我们走出去了，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国外，越走越远，没有机会到常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记忆很少，就是这个道理。一直到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常州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还有没有，去一看，找不到了。怎么找不到呢？青果巷原来很小，现在路放宽了，把前边的房子拆掉了。后来我就打听了，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从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门都被拆掉了，我就去问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家，他们说这里住了十几家人家。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回家乡。

对于我们家庭，太平天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辛亥革命又改变了它，还有不断的革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镜，看书要戴看字的眼镜，老了，就麻烦在这些地方。人过了90岁，什么都退化，我80岁一点没有老的感觉，90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记录整理，并于2009年2月4日经周有光先生亲自审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