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纱的。我们结婚刚3个月，沈从文与三妹张兆和也结婚了。

我跟张允和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冲击式的。

沈从文是张兆和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追求张兆和。张兆和就拿着信向校长胡适告状：“你看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没想到胡适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追求你很自然的。”胡适另外还讲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站起来转身就走。

沈从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写。后来，他们到了山东大学才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哈哈。

新华银行派我去美国

农本局之后，我到新华银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纽约。

我是1946年去美国的。我没有钱去美国读书，银行派我到美国是工作的。

当时中美之间只有军用飞行，还没有民用航空。我从上海到旧金山是坐轮船去的。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过子午线后要重复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连过了两个生日。

到美国后，我业余读了很多书。工作很轻松，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主要是读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我在美国非常用功。

美国的教育条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国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太多了。许多大学都有公开的讲座。谁都能听讲座。要付点钱，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课程。我没有取得学位。因为我是业余读书。图书馆也是很好的学习地方。图书馆好得不得了。纽约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是老百姓办的，不是政府办的。

图书馆的人看我常去，他问，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说是。他给我一个房间。图书馆有很多小房间，分上午、下午、晚上。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下午、晚上。我借多少书都可以。他给我两个书架。一个书架放我看过的，有人拿走。一个书架放我正在看的。

这些都不要钱。他们就是给你读书方便。根本不要什么证件。图书馆也经常开讲座。名人讲座。实际上是最好的大学了。还有许多博物馆，为青年读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纽约大学也经常有讲座，我经常去听。在美国的工作也很轻松。我上午是要办公的。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张允和在美国，经常到图书馆帮助我整理抄写资料。我写的《汉字改革概论》中的部分资料就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收集的。

读书按比例

在美国，我看到报纸上的新书广告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就问美国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分？”朋友回答：“‘虚构类’是文学类，‘非虚构类’是知识读物类。”美国教育家提倡：既要读文学方面的书，培养形象思维；又要读知识理性的书，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这就是“读书按比例”。

爱因斯坦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他搞物理学、相对论，我不懂。我是搞银行、搞经济的。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