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顿广场站，他下了车。然后迈步向第一大道和百老汇大街那边走去，那里有灰狗公司的汽车站。他看了看腕上的表，还有十几分钟下一班车才能抵达，这使他的心稍稍松驰了一些，步伐也变得从容了。在广场的一张长椅上，他坐下来，一边整理行装，一边欣赏着眼前熟悉的街景：广场对面的Formaggio Pasta and Pizza里坐满了顾客，在Ben&Jerry’s Ice Cream门外的桌子上，几个海军士兵一边喝着咖啡和可乐，一边高谈阔论。在另一边，Ben Bridge Jeweler旁边的Lady Foot Locker Shoes，两个金发佳人正提着特有的淡蓝色手提袋走出店门。他不由得笑了，心中升起了一股想冲过去的冲动，瞧瞧那个美丽的卡彭特小姐是不是正在班上……他收回目光，瞧着广场。一个老年妇女带着一条斑点狗正从他面前经过，一对青年恋人坐在另一把长椅里低声交谈，远处，一所幼儿院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玩“抢座位”的游戏……眼前的此情此景，让他感到说不出的温馨和愉快，一时之间竟差一点错过行程。

汽车还没有驶出圣地亚哥，他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随着它有节奏的、起起伏伏的颠簸，很快他就进入梦乡。睡梦中，他回到了北平，回到他家住的那个四合院里，见到了张妈——他的保姆，一个40多岁的小脚女人， 背着他在庭院里踱着步子，一边哼着那些他早已忘记的中国儿歌；梦见那一次，他和伙伴们潜入协和医院后面的小树林中抓蟋蜶，他们循着蟋蟀的叫声悄悄地走过去……他还梦见，有一个伙伴叫他“黄头发的洋鬼子”，他是多么难过，他跑回家，哭着让妈妈把他的头发全部剪掉，惹得她和张妈笑弯了腰；他还梦见他住的那个又长又窄宛如迷宫的胡同，但怎么也记不起它的名字，只记得曾听父亲说它以前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将领的领地。

车到了长滩，他才醒过来。他揉着眼睛，扭过头，凝视着车窗外连绵的沙滩和沙滩那一边的圣佩德罗湾。刚才那梦仍顽固地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并且变得越来越清晰。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些事他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想起了。自从14岁回到美国后，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只是偶而几次，同父母在一起时，轻描淡写地提起中国，但很快就被转移到别的话题上了。

出租车开上通向他家所在社区的大路时，他的心情才舒缓一些。洛杉矶的夜晚有一种甜腻的使人昏昏欲睡的物质，它让人像醉鬼一般暂时生活在一种虚无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末来的浑噩状态里，莫名其妙地亢奋着。

在自家门前台阶下，他踌躇了一会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原来雕花的铁门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扇厚重的橡木门。他抬起头，这才注意到雕刻在门扉上的家徽和伸出墙外那棵老丁香树的树丫。他把花瓶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伸出手按响门铃，让它袅袅的响着传进屋中，然后俯下身，从门下沿的缝隙中望进去，以便看看会由谁来为他开门。

是妹妹。她飞跑出屋子，宛如一头受惊的小鹿，被身后的猎人紧紧追赶。半路上，她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双手在空中乱舞，以便保持平衡。她那窘样子，引得霍华德止不住哈哈大笑。

“哥哥！哥哥！”她大声喊着，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还没等他回过神，她已经提起他的行李，走在前面了。

母亲已来到院中，霍华德迎上去，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又俯下身在她额头上亲吻起来。

“为什么才回来？昨天我准备一个上午，最后却得到那样一个令人可气的电话。”妈妈佯装愠怒地说。

“有一些紧要的事情，妈妈。”霍华德轻描淡写地说，又俯身在母亲面颊上吻了一下。

客厅里，父亲正陪着斯威尼一家围坐在桌边。霍华德与他们一一握手或拥抱，这才坐到父亲旁边那把空椅子上。斯威尼夫妇也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工作过，但他们在那儿只待了两年，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霍华德和斯威尼的大儿子也是要好的朋友，且都在军队服役，所以听说他返家的消息，他们早早地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