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穿上志愿队队服，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已足有十几分钟了。这套军服他很少使用，只是在龙云主席宴请飞虎队的晚会上和彼塔切订婚那天穿过两次。平常大部分时间它都静静地躺在箱子里。这不是说它难看，而是太正式了，穿起来十分繁琐。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那些随意而舒适的便装。

自从与叶梅通话后，他身体恢复得很快。当天晚上，他找到理查兹医生请求出院。理查兹医生给他量了一下体温，开了一些药，又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清晨，他就随队去了机场，与伯特、特克斯和雷克托上天飞了几圈。由于好久没有飞行的缘故，他感到痛快极了，竟然玩起了空中捉迷藏，专朝云层里钻，惹得身后的特克斯不得不降低高度，以免不小心撞上他。

自从12月20日，日本人被打跑后，再也没敢在昆明露面。昆明人民甭提有多么高兴，他们终于摆脱两年来“跑警报”的日子，重又过上正常生活。他们用自己所能想出的办法来表达对飞虎队的热爱和崇敬，这使队员们倍感兴奋，同时感到责任更重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敌人的侵扰，这些精力充沛、渴望战斗的小伙子也过得相对平淡和无聊。

与叶梅通话后，闻一多教授和吴宓教授也打来电话，霍华德向他们谈了这一个月自己在仰光的经历，并向两位教授询问了穆旦和黄维从军的事。由于日本人的侵略，这些教授平静的田园生活被打破了，也打破了他们一心向学不问政治的处世哲学。从他们的话语中，霍华德能听出他们对俩人的担忧和不安，穆旦和黄维是外文系学生，自然受到吴教授许多教诲，师生感情甚笃。他俩又十分爱好文学，黄维是学校“石社”和“冬青社”的发起人，对红学有相当造诣；穆旦更是被公认为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深得闻教授和中文系其它教授的赏识，他们对他俩的关心是很自然的事。

离约会的时间还有一小时，霍华德就出发了。这是他自仰光返回后，第一次上街。从滇池那边吹来的风并不强劲，但十分冷冽。衔道上人流也如往常一样，熙来攘往。走街穿巷的货郎唱着他们富于特色的云南调子，兜售他们的商品。人力车夫聚集在街角边，手抄在袖笼里，眼晴打量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等待着搭车的顾客。一股股热气和喧哗声从沿街的饭馆里拥出来，但在门口就被寒风吞噬了。虽已是午后，茶馆里还是高朋满座，浓郁的茶香引得他几次想停下车，到里面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