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天来接我，这位联系人没再跟我联系过。第二天一大早，他红着眼睛赶过来，很萎靡不振的样子，说昨晚在酒吧和两个德国妞泡了一夜，喝了无数啤酒。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说中国的啤酒根本没法和德国啤酒相比，说德国人真他妈的能喝，男人女人都能喝。我告诉他没想到这里的酒店不能上网，也不提供免费早餐，对这番话他没任何反应，根本没听见别人在说什么，结果弄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我是在埋怨他照顾不周，提醒他没有关心我的吃饭问题。事实也确实是根本不关心，在跟我见面之前，他已在大堂办好了退房手续，而返程机票是晚上八点钟四十分。这意味着，一旦看似热闹和喧嚣的文学活动结束，我便会再次陷入无人照料的窘境，再次被彻底遗忘。我不得不自己解决中饭晚饭，还要努力找一辆出租车。北京的出租你不需要时，满大街都是，一旦真正需要，不是没有空车就是堂而皇之拒载，于是到最后，我只好非常冒险地找了一辆黑车。

交流活动上午十点才进行，刚刚八点多钟，我已被提前送进了会场。这时候，书展还没开始，读者和观众还没有进场。我被转交到一位女士手里，此后这位联系人再次失踪，永远地消失了，再也没联系过。经过一阵热烈寒暄，我手里被胡乱塞了一瓶矿泉水，那位女士也去忙自己的事了，一直到活动正式开始，我只能像个傻子一样在书展大厅东游西逛。终于时间差不多了，观众已就位，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德国作家也来了，主持人却在节骨眼上出了一些状况，被什么更要紧事给耽误了。

好在活动还是正常进行，在名目繁多的书展期间，类似的活动多如牛毛。灯光一下子亮了起来，广播里开始反复提醒，让听众赶快就位。赶过来凑热闹的读者远比想象得要多，我和那位德国作家被相互介绍，很显然，我对这位欧洲的写作同行一无所知，他也根本不了解我。在大家嘹亮的掌声中，在主持人夸张的语调中，我们像NBA运动员一样走到讲台上亮相，站在那向观众挥手致意，然后就坐，然后踩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分别走进一个像桑拿房似的小木屋，戴上一副巨大的黑色耳机，对着银光闪闪的话筒朗读自己小说。我读的是《没有玻璃的花房》开头那段，声音听上去怪怪的，十分别扭，好像是别人在读它们。读着读着，突然间，很想放声大笑，但是我知道，在这样庄重的严肃场合，突然笑出来非常不合时宜，小木屋面对观众的部分是面大玻璃墙，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公开暴露的。

接下来是一本正经的现场对话，记者和听众不断地在拍照，有人拿着相机，有人拿着手机，不止一家的电视台摄像机镜头对着我们。既然和这位德国作家互相不了解，大家只能隔靴挠痒，我记不清自己问了什么愚蠢的问题，反正纯属敷衍，想到什么说什么。轮到德国作家提问，他从事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写过很多很受小孩子欢迎的童话，衣着看上去比我还更随便。他很认真地问我在中国写作自由不自由，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是不是写什么，都要领导表过态才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答案当然不是，可是提出这问题的德国作家，包括在场的很多听众，他们显然觉得是是，而且应该是是，他们对当代的中国文学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印象中的中国作家就这样，或者说基本是这样。再接下来，过渡到了读者提问时间，有听众开始问我关心不关心读者感受，问我对“反腐小说”有什么看法，如何看待体制内写作，性和爱情又有什么区别。所有提问者都会当场获赠一份小礼品，因此大家争先恐后，一位美丽的姑娘终于获得机会，站起来用很尖锐的声音发问，她说我想问一下这位来自南京的大作家，你的小说总是对过去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动不动就描写民国时代秦淮河边的妓女，你觉得这么做有意思吗，格调高吗，难道不庸俗吗，你为什么要躲在书斋，回避残酷的社会现实，你是不是已经江郎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