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它注射，我们耍心机：哄它，骗它，有时甚至苦苦哀求它。最后它总会屈服，伸出胳膊，扭过头去。在这种执行上级命令时，顿生的无助感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经历。

在这段日子里，我忽略了免疫学领域中最重要一点：使身体患病才能真正检测出免疫系统的承受能力。

当查理的实验室数据显示出正确数量的T 细胞、蛋白质、阮病毒或者任何瓦塔葛博士想要寻找的染色体时，她都会给查理注射含有丙型肝炎菌的血液。而我们并不知道。

最初查理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呕吐，伴随厌食症、嗜睡症和透骨高烧。仅仅几天时间，我眼前的查理就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活跃分子沦为一个接受临终关怀的晚期患者。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没停止对查理注射药物。到了现在，当查理看见我时，它宁愿转过身伸出大腿或者直接用后背接受注射。注射完药物，查理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杰西也无法再让它站起来，她能做的只是几个钟头地抚摸它的皮毛。

查理意识到事情有些变化，它感觉到自己病了，但它并不知道是什么引起它的病因的。

除了与我们的出现有关，查理无法理解“为什么”。第一天它还在追着皮球玩耍，第二天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在查理小小的世界里，只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们的出现。而我们出现前，它一直健康。

当知道瓦塔葛博士为查理注射病毒性血液时，我们暴怒了，而她却开怀大笑：“女士们，难道你们要用你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去打理宠物身上的寄生虫，去修理蝴蝶残损的翅膀么？”她质问。

我谴责她违背了职业道德，杰西也旁征博引批评了她。

与这样一位所谓的免疫学领域的著名人物对立，结局不言而喻——她二话不说就将我们解雇了。

我们恳求学校所有愿意听我们倾诉的人——包括系主任、院长和校长。说句良心话，我们并不在乎工作和钱，我们只想照顾查理，至少可以陪它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所有听我们讲这段故事的人都礼貌地点点头，用“会尽快调查”一语将我们打发，事实上却没任何动静。

我的指导老师，约书亚? 马克斯博士，他是教职工中唯一意识到我和杰西在此项研究中被利用了的人，并指责瓦塔葛博士的行为。他曾尝试出面干涉，但最终因瓦塔葛的势力过大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我们再没见过查理。

大卫也是查理死因的见证者之一。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晚上，从医院返回时我将此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此后，关于查理的死因像电影一样无数次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宁愿让这个反复出现的故事变得真实（我就不会被禁锢在灰暗的天空），也不愿承受那萦绕耳畔的质疑和渴望与未来的空虚的撞击声。真相只有杰西知道，但她没有理由说出来。

查理事件之后，我和杰西步入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我再也不想从事灵长类动物的相关工作了——永远不想。而杰西想继续了解查理，想探求她觉察出的存在于她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她的工作与激情只集中在一点——类人猿是否拥有迄今为止人类独有的思想状态，即“意识”。

我是一个不相信巧合的人。然而，在我病情初步确诊的那几天，当我无意中翻开康奈尔兽医学院的一本杂志（通常我认为没必要看的一本杂志）时，发现了一篇杰西写的文章，文中谈到了她对灵长类动物的感受。我觉得我有必要给她打个电话。

杰西探索的学科引领她横跨多个领域——动物学、心理学、比较人类学和语言学。当我找到她时，她正在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研究一项四年计划的专项款项目。

她随即带我去CAPS 校园参观她的第一手工作。

C A P S 校园坐落于哈德逊河之畔，曼哈顿北侧的20 英亩茂密的林地之中。初次游览此地，就让我依依不舍。此后我又去杰西那儿很多次，直到我的身体变成了活遗体，远足就变成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