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人约定

我们果真要了“七〇后套餐”“八〇后套餐”各两份。确实，这两份套餐，对于我们四个一九八二年出生的人来说，都可以“脚踏两只船”。狄安出生于大城市武汉，喜乐饮料是他每次写完作业后父母的嘉奖；格雷来自湖南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童年时代，大白兔奶糖是父亲出差上海必带的“上海制造”；西北农村姑娘罗兰，记忆最深刻的是棒子面干粮；而我，一个小镇少年，一包泡得半软的五鲜伊面是记忆中的美味。

嘴里嚼着过去，我们也得回忆。狄安开口说。

罗兰说，说得这么文艺，难道你真的相信世界末日？

格雷说，我信，因为我是失败者。

我们都是失败者。狄安补了一句，然后望着我，有点像是等我最后的裁决。我是大学全班六十个同学中结婚最早、永远的老班长、深圳“四人帮”帮主。

世界真的有末日？

失败者？我们是吗？

必须回忆吗？只有回忆才有意义吗？

畅想呢？畅想一下未来可以吗？

我的选择和他们仨一样：回忆。

怎么回忆？难道像自传一样，从“我怎么怎么”开始，到“我怎么怎么”结束？我提出问题。

那可不行，一太自恋，二没创意，不符合我们四人都是文学院“十大写手”的身份。格雷表态。

何不学学外国电影，玩玩叙述技巧，一个“我”说另外一个“我”。狄安来了主意，“我”是“我”的影子，影子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述说“我”的故事。

一个“我”说另外一个“我”？颇有难度的一道作业。

述说的时间范围呢？童年、少年，我看就算了。还是回想下毕业这几年时光吧，回忆是手段，反思是目的。我继续说。

雷老师，你当我们是你的学生啊？就回首下往事吧，别管什么吸取经验教训、反思人生了。罗兰边为我们满上啤酒边说。

我看了看手机里的日历。一个“四人约定”最后由我宣布：

时间：今晚不算，从下个月起，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晚上八点。

地点：“纪念日”餐吧。

形式：每人主讲一个晚上，诉说往事。

要求：一个“我”说另外一个“我”。不能用第一人称。情节连贯，细节具体，欢迎自曝隐私。附带文字稿或内容提要。

备注：全程录音、录像。之后，等待明年一月一日零点零分的到来，届时再聚，重温录音、录像。

宣布完后，我加了一句，有点煽情。我说，一年之后，末日降临，这是我们送给青春和岁月的礼物。

格雷问，谁先开头说？

我们一致说，格雷先说。

为什么？

因为你的故事最香艳，哈哈。

脾气温和的格雷幽幽地应了一声，大家都知道，我的经历最平淡。

最后定下来的“主讲嘉宾”顺序是：格雷、狄安、我、罗兰。

作为班长，我也不忘起了个自觉颇有文采的头：

狄安。

格雷。

罗兰。

雷米。

多年之后，每当雷米打开发黄的相册，看到大学毕业合影，小心抽出来，翻到背面，一一读出这四个名字的时候，他总会想起二○○四年七月十一日的那个下午。

那个下午，雷米和狄安、格雷、罗兰集体逃离北京，来到这个被称为经济特区的南方城市。他们人手一个笨重的拉杆皮箱，皮箱小轮狠力地摩擦着火车站出站通道的大理石地板，咕噜作响，结实而欢快。

一个领带打歪了的胖子立在出站口，撕破车票，面无表情。四人依次点头哈腰，用绝对标准的北京普通话说：“谢您啊，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