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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老兰宝

陌生的中国人 作者:杨猛


村长老兰宝出生于基督家庭。父亲1918年生人,13岁开始信教。到了大跃进,没有礼拜天,休息日没有了。信教的被批斗,圣经被收缴,教堂财产没收了。父亲被送到碧江劳改了9个月,还有些人在监狱中关了20年。

兰宝说,1958年大锅饭,全村饿肚子。很多人翻越高黎贡山逃到了缅甸,“江对岸一带基本跑光了。后来把六库封了,不让江东的再跑掉。”

1962年到1965年,是村民眼中“最好过的三年”。“边疆特殊论”的出台,允许地处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搞“单干户”。自己家的地自己种,每家都有余粮。并且“信仰自由,但是不盖教堂,是家庭聚会”。1966年文革一来又行不通了。即便在文革时期,村里也有人偷偷保留圣经,在家里祈祷。兰宝保存着一本1949年前上海印刷的傈僳文圣经。一直到1977年改革开放,基督教在怒江恢复发展, 并在 20 世纪末一度出现基督教的发展热潮。

怒江州宗教局统计,到1999年怒江州基督教信徒达86412人,主要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为主, 占全州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总人口 的 30%。

这是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发布《宗教蓝皮书》,根据2008年至2009年间调查显示,中国现有基督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尚算保守。

在北京,我向国家宗教局一位退休官员当面请教:“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教徒越来越多?”“我来告诉你部分答案,”这位退休官员说,“从前,人们的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和单位负责。现在,买房、上学、看病,都是自己的事情。人们要寻找新的寄托。”

兰宝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没学过音乐,却无师自通会拉手风琴。本来他是更高一级的乡长老。3年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到辖区的教堂探访,过溜索到对岸的上棉谷和下棉谷村,来回要走三天,深受爱戴。

兰宝有9个孩子,是村里有名的超生专业户。连他自己也奇怪,老婆生产从来不费劲。而且都是在自己家里就生了,从不劳烦医生接生。最离奇的一次,老婆去地里劳动,背篓里还背着老三,在路上就把老六生了。

1994年第9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惊动了乡里的领导,来了7个乡干部,商量要对兰宝做出处罚。兰宝的家就在村委会旁边,老婆肚子大的时候照样进出哪儿也没躲,居然没有人发现。他自嘲“这是神的安排”。

最终乡里决定撤掉了兰宝的乡长老职务,罚了1万元。采用分期付款,这笔钱至今还没有交完。

又一个周三的晚上,兰宝独自来到教堂,为不能前来祈祷和有病无法来到教堂的村民代祷,洪亮的声音在教堂回荡。他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这是我们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关系。人都是需要寄托的,都要找到自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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