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等一下吧。我要和你谈谈……然后我要吻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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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短篇故事集，写于我一生中各个不同阶段。最早的一篇，《收割者的影像》，是我十八岁时，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写的。那时我们一家住在缅因州的西德翰，有天我和我哥在后院打篮球时，突然想到这么一个故事。现在重读这篇小说，使我不禁缅怀往日，有些黯然神伤。《变形子弹之歌》完稿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这前后两篇小说横跨了十七年的时间。固然，比之于诸如格雷厄姆·格林、毛姆、马克·吐温、尤多拉·韦尔蒂等知名作家荣耀而漫长的写作生涯，十七年实在不算什么。可是名小说家斯蒂芬·克莱恩一生写作的时间不到十七年，而洛弗克拉夫特的事业也不过延续了十七年。

一两年前，一个朋友问我干吗那么白费力气。他说，我的长篇小说本本卖钱，短篇故事却只是吃力不讨好。

“怎么说？”我问。

他敲敲手边的一本《花花公子》杂志。正好我有一篇故事就登在那一期《花花公子》上（《众神的电脑》，亦收录在本书中），所以我很得意地对他说了。

“好，我会告诉你的。”他说，“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这篇故事你拿了多少稿费。”

“好。”我说，“我得到两千块钱。不算少吧，威特。”

（他的真名并非威特，但为了避免让他受窘，我只得随意捏造个假名。）

“不对，你并没有得到两千块钱。”他说。

“没有吗？你查了我的存折了？”

“没有。我晓得你只拿了一千八，因为你的经纪人抽了百分之十。”

“不错。”我说，“那是他应得的。是他把我的故事推销给《花花公子》；我一直都希望《花花公子》能用我的稿。所以，我是拿了一千八，而不是两千。那也没差多少。”

“错了。你得到的是一千七百一十元。”

“什么？”

“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的业务经理必须抽净利的百分之五吗？”

“呃，对——一千八百减掉九十。我还是认为一千七百一十元的稿费并不——”

“问题在于并没有那么多钱，”这个悲观主义者抢着说，“其实只有区区八百五十五元而已。”

“什么？”

“你想对我说你不用缴百分之五十的税吗？”

我没说话。他知道我没忘。

“所以，”他轻声说，“实际上你只得到七百六十九元五角，对吧？”

我不情愿地点点头。缅因州的所得税法规定，像我这个收入等级的居民必须替州政府缴百分之十的联邦税。八百五十五元的百分之十是八十五元五角。

“你花了多长时间写这篇故事？”威特又问。

“大概一个星期吧。”我不情愿地说。事实上，加上改写定稿，我前后花了总有两星期吧，只是我不想对威特实话实说。

“这么说，那个星期你赚了七百六十九元五角。”他说，“你可知道在纽约一个水管工人每星期赚多少钱吗，史蒂欧？”

“不知道。”我说。我讨厌别人叫我史蒂欧。“你也不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他说，“扣税之后，大概是七百六十九元五角。因此，依我看，你根本就是吃力不讨好。”说完他狂笑了一阵，接着问我冰箱里还有没有啤酒。我说没有。

我要将本故事集送一本给威特，附上一张小纸条，写着：我不会告诉你这本书我拿了多少版税，但我要告诉你，威特：光是《众神的电脑》这篇故事，我的净收入就已超过两千三百元，还不包括你上回兴高采烈为我算出的七百六十九元五角在内。我会在纸条上署名“史蒂欧”，再加一条：其实那天冰箱里还有啤酒，后来你走了以后我自己喝掉了。

这应该够让他吸取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