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江湖”是祸首

明中叶以后，相对中国农业生产关系承载力而言，人口规模在总量上接近饱和，而在局部地区基本达到饱和，人满为患以晋、徽、闽三地为最。在这些人口饱和地区，过剩人口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泛滥神州，产生出移民无产阶级——游民。游民晃来窜去不消逝，是明代以前五千年来未有的大事。我们熟悉的古代经典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定居农耕模式。定耕和定居，既是儒教既定国策，也是实施儒教的必然要求。简言之，儒教是基于定居组织的文化，定居是这文化的前提。没有定居，就没有儒教。一旦游民四起，政府在家族制度内无法克服人口流动问题。游民在古典农耕制度中不被整合，因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除了商人以外，大部分游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难以为继，不可避免打家劫舍、顺手牵羊、流氓成性。游民危机在明下半叶愈演愈烈，终未见好转，明末战乱演成一个小高潮，生成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

清初，康雍乾三世历经百年，史称盛世，民生康宁，人口繁衍，骤增三倍。人口压力之下，“康乾盛世”急转直下，世道直接毁于人口膨胀。盛极而衰以后，嘉道咸三朝人地矛盾更加严峻，全国人口饱和的临界点终于全面来临，神州各处人满为患，食不果腹的饥民纷纷离开家乡四处逃难。一个曾经辉煌的经典时代，终于崩溃了。

其后二百年，饿殍不计其数。清光绪二年“丁丑奇旱”，粮食连续三年歉收，仅山西一省饿死数百万人，演成人肉相食的惨烈悲剧。

大难之后，少数幸存者艰难存活，形成一个漂泊群体——近代江湖的萌芽。他们组织了一个社会——“江湖”。这个怪物，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后中国社会的面貌，悄然建立自己的领地：一个秘密社会，一个关系网络。20世纪初，江湖势力进入政坛，黑白两道渐行融会，秘密会党和关系网两种江湖先驱从“道上”流民扩散至主流社会——商界、官场和文化圈，从而产生无以数计的奸商、军阀、政棍、文痞和混混，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江湖化，即合法体制被江湖渗透了，成了江湖地盘。

前后历时五百年的“江湖化”，正是解读上述五个困惑的钥匙。离开江湖，仅以“儒教吃人论”无从考量真实的近代中国。

近五百年来中国“江湖化”，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逐渐腐败的重要原因，是形成“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制度悖论的原因，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在东亚礼教国家中落后日、韩的主要原因。若将这个新观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合并，那就是：礼教崩溃和社会江湖化，是近代中国衰落的二重旋律，这是互动的结果。单旋律、单思路解释近代中国的路径，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简单地认为，礼教制度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劣势，是近代中国灾难的全部原因（正如眼下教科书所述），就忽略了古代制度内部的深层问题。实际上，早在明朝，儒教制度的生产关系承载力已经突破人口极限，中国文化的古典性开始终结，现代性诉求已经发端。江湖化，只不过是寻求现代性的一个歧路，走错了方向。

那么，什么是“江湖化”？什么是江湖中国？

本书所说“江湖化”不限于狭义江湖——帮会或秘密社会，更涵盖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即被江湖同化的整个社会。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这是人类社会史的奇迹，是儒教文明后期特有的大事。江湖化之所以是奇迹，因为它在数学上创造了一个悖论：

体制内=体制外；

或者：正的=反的。

理解这个悖论是一种思想挑战，也是一个民族勇敢面对命运、自我反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