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以编年体方式扫描三千年江湖脉络。史学中，从夏商周至魏晋称上古，隋唐至宋元称中古，明清以后称近代。这种分法既是习惯，也与政治体制的财政结构高度相关。三期体制各不相同，与之相应，江湖形态也不同。江湖是“庙堂”（政府）的对手，因“庙堂”不同而不同。

近代江湖与上、中古江湖的前身并非一回事，上、中古江湖是上、中古体制外社会，明清江湖是明清以来的体制外社会，虽都在体制外，因为对应的体制或庙堂不同，所以江湖就不相同。上古江湖只是脱离朝廷的松散游民，譬如，自由学者、游商和豪侠，近代江湖不仅涵盖游民，更包括混迹体制内兴风作浪的枭雄；上古江湖游侠无意政治权力，而近代江湖恰恰意在政治权力；上古江湖尤其秦汉以后的江湖是儒教的对立面，近代江湖则秉承儒教的衣钵，是蜕变的儒教。一句话，上古时期江湖与庙堂对立，明清以后江湖与庙堂合并。所谓“黑白两道”“沆瀣一气”，即由此得名。

纵览中华民族历史，江湖现象萌芽于儒教产生之前，却成熟于儒教崩溃之后，时隔两千余年，源远流长。旷世江湖，只因其天然置身于体制之外，适逢古典政治奉行无为而治，社会控制松散，留下大量体制外的自由空间，故而长盛不衰。

关于最初的江湖萌芽，我们可以寻觅很多线索，却无法归为一共同母体。众所周知，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以商人和游侠闻名，商人和游侠都是体制外人物，是江湖第一和第二源头。这时儒教尚未诞生，只存在前身商礼。商礼是周礼摹本，周礼是儒学母体，这是三代因循。由此可见，江湖的源头与儒教的源头几乎等量齐观。有多悠久的庙堂，就有多悠久的江湖，庙堂与江湖相对存在。

至汉代，民间社会受老庄道家熏陶，演化出道教，又在正统教派外生出异教，后世称教门，譬如东汉五斗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既是宗教也是组织，更是政权，曾一度独霸陕西汉中三十余年，实行政教合一统治，虽与东汉朝廷为敌，但颇得百姓拥护；至于太平道，虽未形成政权，却始终打算夺权，故组成黄巾军，信徒数十万，声势浩大。这是江湖的第三个源头——道教异教。

汉代以后，佛教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受佛教影响，南朝出现佛教的异教——弥勒教，这也是一种秘密教门，从不安分守己，时常骚乱滋事，可算江湖的第四源头。

就在异教产生时，严格说还稍早一些，秦末出现短暂的游民造反组织——陈胜、吴广起义，既造反必置身体制外，勇敢地用武力推翻朝廷。这是第五源头——游民组织。

这是五种主要的江湖萌芽类型，在近代和今日江湖都可发现对应的遗迹。

在明代以前，江湖萌芽文化——包括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属于自发民间性质，与官方主导的儒教正统处对峙状态。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云云，其“庙堂之高”指合法正统，“江湖之远”指在野社会，二者相对存在。这一上一下，是一个“大小格局”，儒教大，江湖小。明代以后，人地矛盾逐渐爆发，至清朝中期，局面更趋紧迫，有时游民潮完全失控，催生中国社会漫长曲折的江湖化过程。这个江湖化的建构，既颠覆正统儒教，又吸收儒教价值碎片，担纲体制外秩序建构，从而形成一个既非正宗儒教，又脱胎于儒教的怪物，也掺和一些道、佛文化碎片，形成一个后古典时代的大杂烩。

谈中国五百年江湖化，一定要强调两点：一是长达三千年的“在野传统”，一是明中叶后儒教制度内爆发的人地危机。二者相遇，恰如精子和卵子媾和，霎时间，一个新生命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