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关系社会再度崛起

再说江湖另一支脉——关系社会。

与此同时，非正式组织的私人关系网——关系社会的形态仍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逃脱了毁灭的命运。私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人隐私，带有隐秘和心照不宣性质。自清代以来，依托人情的私人关系网本来就是模糊群体，所谓关系，并不能定向指征，边界不可确定，对象可掩盖，相交规则模糊，似有似无，所以也就不怕军事暴力、政治攻势和群众运动。天上的鸟儿再小也怕猎枪，但是天上的云彩没有形状，因而无畏。关系社会既是儒家的传承，又深得道家玄机，带有很浓重的道家文化特征，消解、无形，寓有于无，似无而有。不论如何对私人关系施加过筛控制，都没有强制力能够消灭这些关系，只能抑制它不兴风作浪。

关系社会属于后儒教时代的文化遗迹，以平民日常生活互助为依托，并无政治诉求和野心，对主流政治制度没有威胁，所以不是政府的心头之患。而且面对现代政治压力，关系社会仅采取低调姿态。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这17年，江湖处于一种被抑制状态，不论关系网还是团伙死党的活动都处于静止期。尽管处于低潮，但暗流不可忽视，尽管民间私人关系参与社会运作被抑制，但政权内基于江湖规矩的朋党活动时常发生，与旧官场一脉相承，譬如林彪集团、“四人帮”等。尤其“派性”这个名词，实际反映了古代官场朋党在现代社会的遗存。这还只是说中央一级，地方上的宗派更是名目繁多，一般多以地缘为中心，譬如，广东“梅县帮”“汕头帮”，以及福建的“闽西帮”。从理论上讲，党内江湖——任何朋党、宗派、私人交易都是党的敌人，是分裂主义。毛泽东努力进行思想批判、组织清理和政治运动，最大限度压制江湖势力和私人关系。但是，毛泽东反对派性，不等于官员不越雷池，譬如，林彪和康生就很讲派性和亲疏，善于组织宗派。

“文化大革命”为江湖再度崛起创造了良机。

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府将公民都纳入集体主义体制——单位或公社，旅行、探亲、公务、迁徙都须开具组织证明和介绍信，严格控制人口流动，杜绝游民群体再生，以此保证社会秩序稳定。所以，尽管有少量的政治派性、山头的私下运作，以及少量私人关系的互助，但一切处于控制之中，体制外的江湖机制一时未成大患。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机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摧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文攻武斗”、打砸抢，揪斗大批官员，砸烂国家机器，颠覆国家秩序，为江湖死灰复燃创造了契机。“文革”后期，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以“走后门”为特征的关系社会陡然复兴。武汉市一名中学生语文作业造句：“只有认识人，才能走后门”，受到校方严厉处罚并引发当地报刊大讨论，一时轰动全省。“走后门”通过私人关系寻求社会资源和社会特权，最初意图只是改善物质匮乏的生活。“走后门”的大量泛滥，迅速振兴了关系社会的组织网络，加强了私人关系的纽带联结，并且撇开公共社会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另建一套平行的社会再分配体系。“后门”泛滥，表明“正门”不通，合法秩序濒临瘫痪，无法保障民生供给，这一切皆归因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给了关系社会咸鱼翻身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