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机于转型期制度空隙

咸鱼翻身的江湖，尤其私人关系组成的关系社会，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得到另一个得寸进尺的机会——改革开放转型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主流的计划经济制度面临转型。为寻求经济松绑，政府放松社会控制，社会秩序趋于相对自由，原本被压抑而未死的江湖观念得到了整体复苏，再度崛起。

“包工头”现象正好是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包工头并非正规意义工程承包商，而是一些农民能人，多半泥瓦匠出身，到城里承接土木工程。他们一无注册公司，二无工程队班底，全凭挂靠在亲戚朋友的建筑公司，通过城里的官员亲戚关系揽活儿，转包他人抽取费用，或者回乡拉上一伙同乡亲自承建。包工头进城揽活儿，通常寻找城里有权势的亲戚，譬如建委官员或者大单位的领导，先从修补改造旧房起家，慢慢扩大到承接大型工程，成为百万富翁。城里的亲戚如果手上没有现成建筑活儿，就会将他介绍给同僚或官场死党，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顿酒席和一份厚礼。从特权政治学角度说，这也是权力寻租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介绍和送礼需要辗转多次，才能达成一桩交易。经过多次交往，大家已经发展成为关系户，形成了一个群体，一张关系网，在一起混饭吃。这个过程，也就是新时期关系社会萌芽的过程。

此外，新游民和新移民是江湖再度崛起的背景。20世纪最后20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人口累积增加，产生新游民潮，曾一度被称为“盲流”。农村剩余人口大量涌向沿海地区谋生形成民工潮。社会控制放松、权力真空、新移民和新游民，多种原因使江湖重新复兴，关系社会的势力趋于鼎盛，“黑社会性质团伙”小规模复苏，逐渐生成一个民间社会活动的广阔平台，发展成一股体制外的力量。与民国时期的江湖不同，这一次江湖复兴的主角是关系社会，团伙式的“黑社会性质团伙”只是配角。

何以说关系社会趋于鼎盛？这表现在以下五大特征：

（1）关系网络复兴。

在城乡朝野广泛缔结关系网络，在权力领域缔结宗派，成为事实上参与地方社会运作的组织体系。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或多或少利用“关系”为自己谋取权益，维护生存。“关系”已不是一个违法概念，而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正常模式，以及个人实力的保障。

（2）人情泛滥。

人情规则在国家法律之外，成为维持私人关系、交换资源的惯例制度，支撑关系社会的运营。

（3）流行“混世”。

“混世”或“混”，重新成为社会的流行价值话语，特别是既得利益阶层的价值话语，成为事实上的流行价值观，大家以“会混”为荣。

（4）面子当道。

面子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符号，被突出为主流价值规范，既是生存的荣耀和目的，又是人际交往的手段，深刻地影响了经济运行和价值体系。

（5）宗派不绝。

在各种社会组织和单位内，广泛存在朋党和死党现象，属于会党结盟遗迹，一般称为“一条线”“天线”“地瓜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