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中小城市居民、大都市有限规模的社区、行业成员，大量的人群同时参与法制社会和关系社会这两种不同社会体制：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进关系网应酬；上班讲政策法律，下班讲人情交易；开会时比奉献，酒桌上吹嘘“混世”。如此众多的国人在行为规范上“脚踏两只船”，遂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和制度效应，构建了法制和江湖规矩并存的“双轨制”。譬如，一个商人，上手靠关系搞来批文、紧俏物资，下手放进市场，一转眼就捞一把。又譬如，警官与警员之间，上班正儿八经上下级，晚上喝酒行令把兄弟。整个20世纪90年代，“发廊”“异性按摩”“三陪”“黄赌毒”屡禁不绝，与这种“双轨制”大有关系。再譬如，在许多小城市，驾车族、职业司机都有交警“自己人”，一旦涉案违章或肇事，交警中的“关系”自然帮忙开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时，没有“关系”的人只得公事公办，遇着有“关系”的对手肯定吃亏。

总而言之，关系社会再度崛起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江湖经济”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关系经济”。当时有一个著名口号：“关系就是生产力”，典型地反映“关系经济”的特性，“关系”成为帮助初期市场经济参与者寻求资源交换和利益再分配的惯例制度。直到新世纪来临，随着社会改革加深，法制和市场规则建立和完善，关系经济才有所淡化。

除此之外，关系社会复苏导致人情泛滥，延伸出“人情经济”，即人情介入商品交换。在关系经济中，把优先权和优惠留给人情客户，邀请人情客户参加家庭婚丧嫁娶应酬，变作熟人朋友。

人情经济进而与官员权力结合，产生了一个腐败新公式——“人情通道”。行贿与受贿，被轻描淡写地淡化为商人与官员私人间人情往来——譬如朋友义气的表达、相互帮忙的酬谢、“商人叔叔”支付官员子女留学费用、麻将桌上故意输钱、春节给孩子的压岁钱、老人家祝寿贺礼……江湖、关系社会与权力腐败不划等号，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但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以江湖体制（主要是关系和死党）接驳权力机制，以私人关系为主要运作工具，关系社会是腐败现象背后主要操作通道和载体，尤其是数额巨大的贿赂交易基本发生在关系社会的圈子以内。

除了关系社会再度复兴之外，会党也再度萌生。20世纪90年代后，内地陆续兴起“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当代中国仍然拥有孕育秘密社会的温床，人口众多而相对接近饱和，游民窜走一如19世纪的清朝，新游民是大量无序的流动人口——失业农民和城市下岗者。失业流动人口如果未纳入就业体制，就会带来更大的秘密会党潮流。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江湖与19世纪的江湖，甚至16世纪的江湖对照解读，从中发现中华民族自我反省的敏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