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劫，中华文明的悠悠链条蓦然被重重一砍，沉沉一砸！文化领域也有人痛心疾首，但他们不可能挽救危亡。

1925年，语言学家刘半农率团抵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录104件敦煌遗书，后辑《 敦煌掇琐 》。但学者王重民在巴黎图书馆写本部，对伯希和掠去的经卷编目。后有王重民《 巴黎敦煌残卷叙录 》《 敦煌古籍叙录 》及其与刘铭恕等合编《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等问世，尤为写本的定名、断代，弥足珍贵。一一义举，至少对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状况，有一概略了解，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算是对一个苦难民族的一点精神抚慰。

1908年，罗振玉在《 东方杂志 》首次发表《 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 》，最早在国内介绍藏经洞。不过，大多数是依据伯希和“恩赐”的照片资料。后来，王国维通过研究罗振玉《 敦煌石室遗书 》，考证古代西北的政治、经济与民族史，纠正史籍对史实的讹谈，并介绍敦煌遗书文学作品，破译敦煌古曲谱、唐代音乐等，硕果累累。1931年，陈垣《 敦煌劫余录 》出版，陈寅恪作序首提“敦煌学”。序称：“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大伤心史也！其发现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存。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如此，鼓动许多学人怀抱爱国热忱，去改写敦煌学的伤心史。

20世纪50年代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向达、王重民等中国大多数学者，在“反帝爱国”政治背景下，仍艰苦研究。即使著述打上“爱国”符号，向达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重民含冤自杀，标志一个时代的中国敦煌学终止。那时，只有世界敦煌学，而无中国敦煌学。

1941年，日军侵华，生灵涂炭。张大千怀抱悲愤，毅然西行，临摹莫高窟壁画。七个月后，张大千将临摹部分作品托人带到成都，作为可追摹的唯一范本，办了西行纪展，各界一誉“宇宙难容一大千”。这位大师毅然在第二年携妻儿住进莫高窟，忍受三年苦难，临摹作品276件。其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最终都进入这276首无言史诗。随后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举荐留法学者常书鸿首任主持。常先生是杭州人，1935年秋在巴黎塞纳河畔一旧书摊，看到伯希和编辑的六卷本《 敦煌图录 》，惊叹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殿堂，毅然回国探寻。常先生历经五十春秋的孤独追求，缔造了追索、整理、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的敦煌学奇迹。这大概就是民族大义、凛然人格。此后，王仁俊辑印《 敦煌石室真迹录 》、蒋黻辑印《 沙州文录 》。再后，段文杰、樊锦诗等，承继学业。这些文化学者作为飞天后人，早已忘却伤心往事，为莫高窟焚膏继晷，侍奉终生。

俯视历史，仰止文化，匡时济世，就是这些飞天后人！多么盼望，还有更多比肩的来者！“你未看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1987年，莫高窟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因文物流失满世界，至今还有多少没被解读，还有多少私人收藏品束之高阁，不能发挥考古学、语言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作用，迄今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

敦煌文献分散英、法、俄、日等许多国家，各国馆藏多按流水号收藏，编排杂乱，搜集与收获资料是个大难题。有的卷子撕裂后身首异处，难以一统观瞻。清理、收集与研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