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编辑工作已超过三年时间了，据说这正正好是台湾出版界受创最重的几年，当然跟我的离去毫无关系，甚至我也不是（该不该承认呢？）预见如此风暴的到来先一步睿智的跳船走人——如果一定要修改记忆吹诸如此类的牛皮，那我会选择吹得更大也更科学、更统计数字。我应该这么宣称，你看我人不在出版界这段期间，人类每一年死亡上千万人，而且全球的气候愈来愈不稳定，没见过的大型天灾一个跟着一个，这难道不都是真的？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啼笑皆非的告诉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科学报告，玩的便是这种拙劣的统计把戏，毕竟偌大纷杂地球上要找到所谓同向进展的独立现象太容易了，它们亦步亦趋，却彼此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们惟一的函数关系是巫术。

在出版界的哀鸿遍野声中，我比较忧虑的是仍英勇留在灾难现场朋友捎出来的一句话：“你的两千册大概消失了。”

这么简单、还带着奇怪数字、密码般没人听得懂的说法，还真像灾难的声音不是吗？我得负责的翻译一下——这原是我很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在被某报某读书版面问到何以选择从事出版这并非太有出息的行业时，我说出版有一点很吸引我，我称之为“两千册的奇迹”，我不晓得其他哪个行业能不能有这样的好事。

首先，两千是什么？两千，或应该用阿拉伯数字的2,000（阿拉伯数字看起来比较科学、比较数学演算不是吗？），指的是单一的某一本书，从出生到死亡，总共只卖出两千册的意思。在台湾（也只限于台湾），如果你综合成本和收入这两端的所有数字做一次不留余地、不带情感的精密演算，来找寻不赚钱也不赔钱的所谓损益平衡的那一个点，大致上会落在两千册到三千册之间，略高于两千，也就是说，一本只卖两千册的书会让出版社赔一点点钱。由此，两千这个看似不祥的数字，便有着博尔赫斯所说的“魔幻般的精确性”了，它其实就是一本书能不能出版、够不够资格在资本主义大神暴虐统治的书市存在的关键数字，是每个书写者各种千奇百怪梦想的当下现实，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我作为一个编辑像三个头的地狱怪犬看守的门户；简单说，两千，正正好就是编辑工作光与暗切开来的那个点，不是书写之梦而是编辑之梦的底线。

可是，两千册不是会赔钱吗？是的，会让出钱老板赔一点点钱。然而，最有意思的就在于这“一点点钱”，正正好是因为这暧昧的、不大不小的差额，才让编辑的专业技艺和心志有意义，也才让编辑像一个人而不像一枚螺丝钉的存在有意义。作为一名编辑，我们还是有些特殊小技巧小招数的，包括各种无害的乃至于善意的哄骗方法（有骗读者的，也有骗老板的，后者也许更实用），也许做不到让某一本纳博科夫或福克纳的伟大小说大卖十万册，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这几百本的差额还周旋得起，而且会让我们更精神抖擞起来。

乐观来说（编辑的最内心处很奇怪的总有一丝不讲理的乐观，在他长年沮丧的、怨言的、灰扑扑的、宛如现代社会职业输家的外表下），所谓的两千册藏着还算合理的一个如意算盘，比方讲你主编一套十本以两千册销量为底线的书，想当然耳不至于刚刚好就全卖两千册，总还会多个零头甚至有个一本两本冲出去上看四千五千册，依大树法则平均下来你不就平衡不赔钱了吗？万一万一上天垂怜居然还有其中一本疯掉了，莫名其妙卖到一万册以上，这下子可不连下一套十本都当场有着落了？就连那几本你处心积虑想出版、但怎么看都没一千五销量的书（比方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有机会了不是吗？悲观点来说，攻击不成还能防御，我们可以用较差较省的方式工作，包括只用电话不约作家在咖啡馆谈话云云，好让成本得以下调，这部分，感谢台湾出版界多年来没真正好过的工作环境，恰恰好是台湾编辑最会的，训练好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