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