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没动过我们哥俩一根手指头，也从不骂街。可我妈虽算不上当街泼妇，却也很会骂街，区别是压低了嗓子，却因此更有穿透力。我捂着耳朵盯着电视屏幕，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就在我即将发作之前，我妈骂累了，她说：“小冬，从今天起你不许出门，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我正要还嘴，她却伸手摸我的脑袋，声音毫无预兆地柔下来：“别说，理得还挺好看的，等出了正月，叫你哥也去理一个，也理你这样的。”

“你回来的时候，碰见熟人了吗？”妈问。

“没。”我说。

那个正月妈没让我出门，她怕舅舅家的儿子知道了揍我。她怕得很对，开学的那天，我那两个身躯伟岸的表哥在半路上截住了我。他们打我的时候，我的酷头早长长了，《诗经》里说“首如飞蓬”，当时的我就是这么一副德性，头发肮脏扭结成绺盘踞在我的头顶，看不出有什么酷的，倒是便于被人薅住了往死里打。

我触犯了他们的禁忌。城里人可能永远想不到为理个发就能挨一顿打，可这是真的，农村人虽然也不会相信外甥在正月里理发当舅舅的就一定会死，可是他们不允许有人触碰禁忌。比如过年的时候，如果你好心帮长辈干活，嘴上一定要安把无形的锁，最好是三缄其口，因为不吉利的话太多，不知道哪句就扑到你嘴里让你说出来惹祸。某年过年，我哥就挨过我妈一擀面杖，他见我姥姥弯着腰和面，就说：“姥姥我和吧，你别和了，要不一会儿又腰疼了。”他挨打的原因，就是那个“和”字，在北方话里，这个字念“活”。

我姥姥倒没说什么，我妈不干了：“小兔崽子，咒你姥姥死是吧？”姥姥倒没什么，赶紧呵斥我妈，我哥捂着脑袋更委屈了：“我又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也说了那个字……”

禁忌之所以成为禁忌，就是因为解释权在强者一方，像我妈一样，说我哥触犯了他就触犯了。强势的一方对汉语的任意解释，使得禁忌和惩罚得以成立。

有两个熟人路过。他们想把打手拉开，我表哥中的一个继续揍我，剩下的那位临时充当讲解员的角色，他理直气壮地告诉两个试图劝架的人，这个挨揍的小子是他们爹的外甥，还没出正月就去理发，这不是要咒他们的爹死吗？这么人事儿不懂的家伙难道还不该揍？

熟人表示惊讶，忙说该揍该揍。熟人临走的时候没忘嘱咐一句：“打两下出出气就行了，别把人打坏了啊！”

旷野荒芜，冷风肆虐，打手出拳踢腿却比呼啸的北风还要凌厉，我是这片冻土上唯一扎根的庄稼，晃悠晃悠，却居然没有折断。我下巴上挨了一记勾拳，我的头追着飞溅的鲜血迅速向后仰去——

我终于倒地时，看到天上悬挂着一轮没有血色的太阳，可它居然让我感到了一丝暖意。

在农村里，十里八乡的什么消息也瞒不住。我趴在冻土上，那天我撞见的人一个个地从我脑中晃过，像是一场皮影戏，他们稍纵即逝，我捉不到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我感觉不到疼，只觉得脑袋又麻又涨，整个身体沉重如石，我撑着胳膊想爬起来，却好像被涂抹了毒药的箭射中的野猪，绵软无力，残存的力气只能用来哼哼。

半晌，我慢慢地爬起来，把书包上的土掸掉，细弱的脖子顶着一颗肿胀的、布满血污的脑袋走进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