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理由以为,作者如此克制自己的感情,写完本文之后,在篇后的“太史公曰”里面,总该发一点感慨和议论吧!——还是没有。“太史公曰”只正面称道李广的为人,无一字涉及他的遭遇。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结。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尝不正是太史公文章本身的写照!
堪与《李将军列传》相表里的另一篇,是《孝武本纪》(即汉武帝刘彻)。(此文一说非司马迁所作,但我认为还是能反映他的观点的。)这是一篇很奇特的帝王传记。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也算是盛世之君,特别是以开拓边疆著称,但是他的传记中丝毫没有反映。文章开宗名义就说:“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此,通篇都是求神、炼丹、封禅、怪异之事。给人的感觉,似乎一个汉武帝一生没干过别的。而且他还常常为方士所骗,发现之后,就杀掉一个,接着又去上另一个的当。尽管司马迁自己也崇尚黄老,尽管在那个时代这类事还不像科学发达的今天看来那么荒诞无稽,但无论如何,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总不能以求神炼丹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汉武帝是相当不堪的。与《汉书》中所写的“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好在《史记》不是编年史,那个时期的重要史实都记载于当时的文臣、武将,甚至匈奴、大宛、南越的列传中。例如拓边之事主要在《卫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列传》中,后人是不能责怪太史公不忠于历史的。
如果说,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是通过正面的叙述,以弦外之音暗示他对李氏祖孙的同情和不平,那么,在《孝武本纪》中,他是以独特的省略来表达他对汉武帝的怨怼。这省略,这沉默,远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可以收“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这,又是太史公文章“奇”之所在。
当然,为项羽立“本纪”,把当朝开国皇帝手下败将写成悲壮的英雄,这也是太史公一大奇笔,关于这点,论者已经很多。可惜,后世修官史的再无此襟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虽身遭刑戮,却丝毫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那种精神状态。他不加回避地写了大量本朝历史,始终坚持对刘家天下的独立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