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回忆录》中明确记载，1931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民党决策层的会议，讨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政策：“……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顾维钧的回忆，为这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史实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张学良在1931年的这个夏天，确实是曾经明确向国民党决策层提出“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

可是，到了事变前几天的9月6日，张学良却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不难看得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没有得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支持。而曾跟蒋介石讨论着“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吾人自应早为之计”的张学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已统一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早已决定”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准备”的“一切应付办法上”了。

至此，“不抵抗”政策已被国民党决策层推行到东北的土地上。

蒋介石曾在庐山上开会，讨论张学良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这一段史实的具体情况，至今鲜为人知。但否决张学良的提出的要求，选择不抵抗，体现在一个在有关不抵抗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及的历史细节上：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明确提出了“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随着做过著名的“攘外应先安内”政策的出台，“九一八”事变的结局究竟会如何，实际上已成为了定局。在1931年那一个夏天，庐山上的蒋介石开会否决张学良等提出的“直接抵抗日本侵略”政策时，东三省由于“不抵抗”而迅速沦陷的结局，就已经是悄然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