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平医院养病的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发生近50年后， 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回忆了事变时他的反应：“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如何理解“判断错误”这一句话呢?究竟是张学良推脱责任的言辞，还是当时他内心深处的实际情况?

前文曾提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决策层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情况：“意欲实行武力侵略”的日军，在东北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和为中村事件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

事变前驻守着北大营，身处最前沿的东北军第七旅，也明显感觉到日军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回忆说，当时东北的有识之士都预感到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日军攻打北大营的军事行动是被预见到了，第七旅具体的应付计划也在事变前制定好了，旅长王以哲和军官们决定，“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北大营营垣八百米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万不得已时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集结，候命行动”（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还没有完全不抵抗的想法）。

甚至日军的军事行动会是武力夺取沈阳城，也是曾被预见到。

《顾维钧回忆录》中记叙，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预见到“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

当时，并不在东北的顾维钧，都可以成功预见：日军一旦发动军事行动或是就会“武力夺取沈阳”。那么，沈阳有可能被日军占领，明显不会很出乎掌握了更多情报的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意料。但是，顾维钧也有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他认为日军武力夺取沈阳，仅仅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恫吓”。

类似这样的“判断错误”，也明显是蒋介石、张学良犯下了的。他们认为，日军的军事行动，哪怕是“攻城略地”的性质，也只是挑衅和吓唬性质的。于是，在日军发动军事行动时，实施“不抵抗”的政策，是为了不给日军进一步扩大其军事行动以具体的口实。

曾经是日本政友会第二号人物的床次竹二郎，接收了张学良的政治献金，他很有可能也给予了张学良一定的含糊保证：

《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一书的《五十万元的政治献金》章节有记载，（1935年）山口义一议员在帝国议会上进行质询时，攻击床次为了回报张学良50万元的政治献金，有卖国行为：“床次虽未说到要抛弃我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但至少我们不得不相信他做了软化我国对支那强硬政策的承诺。事件至此，已不仅仅是单纯的金钱问题或纲纪问题，而必须说是一种卖国行为”。

书中也记载，关于这次事件，张学良接收NHK采访时曾这么说：“我可以说，床次倒是见过我，我们谈得很好。提到中日的悬案。他说，假如我能够执政，我很愿意把中日悬案解决。他说现在要竞选政友会的总裁，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说你是不是愿意我给你帮点忙。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要能帮我忙，我很需要……”

收到了贿赂的床次竹二郎，他的某一些话语，也或许是张学良坚信日本政府暂不会发动战争的信心来源之一了。

不管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日本的政府，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日本关东军的几个中级军官发动了一次军事冒险，采取“下克上”的方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的直接策划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他们都还是佐官或尉官，没有一个将军级的军官。其中，板垣征四郎是大佐军衔、石原莞尔是中佐军衔、花谷正是少佐军衔，今田新太郎甚至还不是佐官，仅仅只是个大尉。

而中国方面悲剧的软弱和退让的政策，使得几个日军佐官“下克上”的行动一举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