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独立完备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回忆，1931年9月14日，抚顺守备队队长临时警备会议上，“当会议将结束时，大家转换话题，相互交谈起来。因为有的人问中村事件的答复期限是什么时候，我就此指出，第一回调查以失败告终，第二回已奉命出发，陆军也持非常强硬态度。这次按照中国方面报纸所载，第二回调查员将在九月十五、六日回到奉天。对此，陆军当局业已考虑了在各种场合如何应对的问题。因此，如果十五日返奉，十六日中国必须做出答复。据我想象，日本方面如不满意，必将在十七日左右做出实力解决。所以我认为十七、十八两天，关于当前的中村事件，必有热闹好瞧。”

与日军佐官们这样“下克上”的行动同时并行着的，是中日正常的邦交活动。中国新任的驻日公使蒋作宾，当时正在经沈阳到朝鲜，准备到日本东京赴任。他9月16日晨6时抵达沈阳，9月17日晚10时55分从沈阳登上列车（17日中午还到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那里赴宴，“席间颇尽欢好”），9月18日晨6时才到达鸭绿江边的边境城市安东，中午2时到达了平壤。当他于9月22日晨7时船抵日本下关，以外交官身份踏上日本的国土时，那场惊天事变都已尘埃落定了。若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有能力提前一天动手，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身处沈阳，或会在事变中遇难或受阻，这将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罕有的丑闻——虽然日军开始了侵略，但是中日仍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蒋作宾当年10月5日继续按正常外交礼仪坐“礼车”到日本皇宫，入正殿向日本天皇“呈递国书，颂词、答词”，且按照了礼仪“又入另一殿谒见皇后，谈论家事及风景气候等”。10月10日，他还赴日本播磨造船厂，出席了向日本订购的“宁海”号的下水典礼。

蒋作宾躲过了一劫，他离开沈阳没过几个小时，带着“阻止事变”任务的建川美次到达了沈阳。而建川美次踏上沈阳土地的1931年9月18日，终于成为了载入史册的一天。震惊了世界的事变，最终以“九一八事变”的名称，闻名于天下。

九一八事变当中访问沈阳的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一课课长守岛伍郎，曾这样回忆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完全像被关在禁闭室里，三宅（参谋长）又没有统制部下的能力，致使板垣、石原、花谷占据了主导地位。”

“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三个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予以同意的状况下，擅自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佐官的身份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建川美次的同事，也是1931年8月刚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今村均，在《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的哀欢》中回忆说，9月22日，建川美次从中国返回东京后即一再强调：

王辅先生的著作《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里的《“九?一八事变”之前前后后》章节，记叙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下克上”计划的实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