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的电文记载：“秦皇岛于佳日，又到日军舰一艘，载水兵约八十……蒸日军官十人，兵士一百十人，由津赴山海关”。12月26日的电文记载：“敬酉天津日军部代表中川，持驻屯军司令部致函北宁路局，要求借车三列，共头等三辆，二、三等二十四辆，棚车、平车等三十五辆，于寝早六时至十时，分次由塘沽开津。并云，第一日运军官约七十员，兵约一千九百名，马匹六十匹，炮四车，输送约四日，兵数不详……”12月30日的两份电文分别记载：“昨日阁议决定，取消由日本内地添派一混成旅赴津之令，改由关东军派一部队急赴天津”，“三十日早三时半，据秦皇岛报，由东南开来日本鱼雷舰二艘，一名幕竹，一名若竹，每艘载官兵八十余人，大炮十二门。前开来之府怨舰，于早十一时半开向西南去。又，早七时余，开来日兵舰一只，舰名巴云，载官兵五百余人，大小炮二十一门，距码头二三里下锚。又，十一时来日本大兵舰一只，距码头二十余里，该舰上空有飞机二架，旋向东飞去。又，距南海四，五里外，有日舰三只”。

后一封电文显示的日本海军施以的军事压力，长期为史学界忽略。其中“若竹”不是小小的“鱼雷舰”，是日本海军的“若竹”号二等驱逐舰。而舰名“巴云”的军舰，看似是日本海军“八云”号巡洋舰舰名之误，实际上“八云”号巡洋舰当时已编入训练舰队，不会出现在中国沿海。此艘“距码头二三里下锚”的军舰，根据日本海军的档案的记录，实际上竟是那艘著名的“出云”号巡洋舰。当时，连日军的“出云”舰都已出马，开始威胁东北军后方了——

可见，东北军即是在其后方如何紧张的背景下，进行了锦州一带作战的。

1-34 锦州之战期间，装运日本军火来津之日舰与日轮

难道说，一切都是东北军的责任?国民政府无需统筹全局也无需给东北军补给，他们的“抗战”就是给东北军发几封电报（这电报还可以有几封让文官处发），足矣……

虽确是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从锦州撤退，可是在这样孤立无援背景下的撤离，东北军是否带有无奈和痛心的心境呢?

12月31日和1月3日，撤出锦州的东北军以“东北军下级军官”名义，两次发出了联合宣言。

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事已进行这么多天了，东北军发出的两次联合宣言，竟还是需继续提到25日国民政府就保证“迅即筹发”的军饷和弹药补给问题：

“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12月31日）。“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

“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回视枪中炮中则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1月3日）

到1931年12月31日，从国民政府保证“迅即筹发”起已有六天了，东北军仍是“无一弹一钱之助”。到1932年的1月3日，东北军还是只有无奈地说“请械请弹无应”！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还收录了一份12月9日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9日前就被“下令”须 “3日内”赴援东北军的航空队，到了12月下旬还需东北军再次请求，到了1932年1月还是处于“无应”的状态。

上述的这么多的情况，发生在日军大举来袭之际，是怎样触目惊心的史实。

1-35 1-36锦州之战期间，扰乱东北军后方的日军在天津构筑的防御工事；当时日军在天津日租界公开设置的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