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告诉我贝托在家，等我去说话，但我只是接着看电视。等她上床后，才穿上外套，晃过小区去瞧个究竟。他现在是个同志，可两年前，我们是朋友，他不敲门就走进公寓，粗砺嗓门能把在房间里的妈妈唤醒，把我从地下室拽上来，变了声的嗓门让你想起叔叔和爷爷们。

我们那时正当其道，做起事来很疯狂，偷东西，砸窗户，在别人的台阶上小便并挑衅他们出来阻止我们。贝托那个夏天结束时要离开去上大学，一想到这个他就欣喜若狂。他厌恶这里的一切，破烂的建筑，一小条一小条的青草，垃圾箱边和垃圾场上一堆一堆的垃圾，尤其是垃圾场。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受得了，他对我说。我会随便在一个地方找个工作好走掉。

是啊。我说，我不像他。我还要再上一年高中，没有去别处的前景。

白天我们在商场里或外面停车场上玩棍球。夜晚是我们期待的。夜晚的热气沉闷滞重，像进到屋里来的等死之物。一家人都坐到了门廊上，电视的光在砖墙上泼出一片蓝色。从我家公寓可以闻到梨树的味道，几年前栽的，一个院子里四棵，很可能是为了防止我们窒息。什么都过去得很慢，日光也是慢慢隐退。一等夜幕笼罩，我和贝托便朝社区中心赶去，跳过篱笆，下到游泳池里。我们从不孤单，所有长了脚的孩子都在那儿。我们从跳板上扎下去，游到深水区那头钻出来。四处游荡打闹。到了半夜，头发上缠着长长尖尖的发卷的奶奶们就会从公寓窗户里喊我们：浑小子们！回家！

我经过他的公寓，但窗户是暗的。我把耳朵贴近破损的门上，只听到空调熟悉的嗡鸣。我还没想好是否和他说话。我可以回家去吃晚饭，两年会变成三年。

即便隔着四条街，我也能听见水池里的喧嚷，还有收音机，我想我们过去是否也这样大声。其实没什么改变，刺鼻的氯气味，警卫亭上炸开的瓶子。我用手指勾住裹塑料外壳的飓风围栏。我有种感觉他会在那里。我跳过围栏，趴在青草和蒲公英上时，感觉自己很傻。

好样的，有人叫道。

操，我说。我不是这里最大的一个，但也很接近了。我脱掉衬衫和鞋，切入水中。许多小孩是过去和我一起上学的那些人的小弟弟。有两个从我身边游过，一黑一拉美，他们停下来是看到了我，认出来是那个卖毒品给他们的家伙。瘾君子有他们自己的人，卢瑟罗，还有一个家伙从佩特森开车来，是这片唯一的全职人员。

水感觉很舒服。从深水区开始，我在滑溜溜的瓷砖池底上滑行，不弄出一点泡沫和水花。有时另外一个人从我身边翻腾游过，感觉到的只是水的一阵搅动，而不是身体。我还能游得更远而不用冒上来透气。上头的一切明朗而喧闹，下面却是一派低语。而且上来总是有风险的：正好看到警察的探射灯刺过水面。于是所有人都跑起来，湿脚板拍在水泥地面上，边跑还边带喊的：操你，长官，同性恋假娘们，操你。

累了我就涉水行到浅水区，经过一些正在和女朋友接吻的小孩，他们望着我，似乎我打算插入他们之间一样。我坐在标牌旁边，泳池在白天就靠着牌子管理。禁止打闹，禁止奔跑，禁止大便，禁止小便，禁止咯痰。牌子底下有人加了些歪歪扭扭的字：禁止白人，禁止肥妞，别的什么人给添上了那个丢失的C。我大笑起来。贝托以前不知道“咯痰”[1]的意思，虽然他是要离开去念大学的人。我告诉了他，一边在泳池边上吐了一口绿色浓痰。

见鬼，他说，你从那里知道的？

我耸耸肩。

告诉我。他不喜欢我知道什么而他不知道。他把手放到我肩膀上，把我按进水里。他戴着一个十字架，穿一条剪掉一截的牛仔裤。他比我强壮，我被按得鼻子和嗓子里都进了水。即便那样我也没告诉他。他以为我不会看书，查字典都不会。

我们单独居住。妈妈的钱足够付房租，买日常百货，我交电话费，有时还有有线费。她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以至于我发现她在家时会吓一跳。我进到一个房间，她会动一动，身体离开了开裂的灰泥墙，离开班驳的橱柜，恐惧会像电线一样穿过我。她掌握了安静的诀窍：一点不溅地倒咖啡，像滑行在毡垫上一样穿过房间，不出声地哭泣。你去过东方，学了一些秘技。我对她说。你就像个影子武士。

你像个疯子，她说，一个大疯子。

[1] 原文用的是“no expectorating”，比“no spitting”更正式一些，也生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