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霍拉旭热爱哈姆雷特的理由也就是我们热爱哈姆雷特的理由。我们知道，霍拉旭既不同于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不同于波洛涅斯、奥菲利娅和雷欧提斯，也不同于乔特鲁德，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克劳狄斯无法利用霍拉旭。批评家们曾对霍拉旭在丹麦宫廷中暧昧不明、捉摸不定的身份进行过评论，已故的威廉?燕卜逊曾坦言，他对哈姆雷特居然会在霍拉旭身上发现自己所没有的美德而感到恼怒。不过一方面莎士比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我们必须热爱的哈姆雷特，他具有我们所缺少的品质，因此与他相比，我们难免相形见绌，但另一方面，他又为我们塑造了霍拉旭，他是我们的代表，为了我们他坚忍地爱着。霍拉旭忠诚但有限度，他抱着怀疑的态度，是有着深刻怀疑精神的哈姆雷特的同伴，但他从不怀疑哈姆雷特。把霍拉旭从戏剧中抹去就是把我们从戏剧中抹去。这个悲剧可以去掉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而重新安排情节，甚至可以去掉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就更不用说了。但如果去掉霍拉旭，哈姆雷特对我们来说就会觉得非常陌生，我们也就别指望理解哈姆雷特及整个戏剧最为原创性的特征，即那种普遍的感染力。

霍拉旭体现的是我们与他的肯定性伙伴关系，而认为哈姆雷特体现的是否定，这样的说法虽是老生常谈，却也真实不虚。这种否定的源头应该说来自圣经，这也正是它对我们来说何以太有弗洛伊德色彩的缘故，因为弗洛伊德的否定可以说是圣经式的否定而不是黑格尔式的否定。哈姆雷特类似于圣经的人物，而不像是荷马或索福克勒斯的人物。像面对耶和华的希伯来英雄一样，哈姆雷特需要成为自己的一切，但同时又得明白他什么都不是。哈姆雷特对压抑的摆脱仅仅表现为认识上的复归，而不是感情上的复归，他的思想从性的过去解放了出来，但也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他对性的厌恶不断加深。哈姆雷特当初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圣经及弗洛伊德的人物所热爱的东西：权威的形象，死去的父亲，死去的父亲所爱的对象，后者也是克劳狄斯所爱的对象。当哈姆雷特成熟之后，或者说完全回归他自己之后，他超越了对权威的爱，他的爱彻底熄灭；也许可以说，在整个第五幕他都在死亡，而非单单决斗那一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虽然我们热爱权威，但权威却不爱我们。在整个剧本中，我们一处也没有听到哈姆雷特或其他人说死去的国王爱着他的儿子，倒是说他爱着乔特鲁德。我们承认，哈姆雷特始终徘徊在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但也不至于远到我们只好通过福丁布拉斯而不是霍拉旭的眼光去看待他。我们认为，他不一定庄严，但却是更加高贵的形象，那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高贵”，他是一个有洞察力的灵魂。霍拉旭在哀悼哈姆雷特时强调他的“高贵”，这绝非偶然，霍拉旭的悼词与福丁布拉斯那天使颂歌般的“军乐”形成鲜明对比。哈姆雷特是一颗高贵的或有洞察力的心，他确实是在深情地凝望。除了T.S.艾略特认为这个剧本是一次美学的失败之外，我们这个时代对《哈姆雷特》的最古怪的意见来自W.H.奥登。在关于易卜生的论文《天才与使徒》中，奥登把哈姆雷特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演员，而堂吉诃德则是演员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