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既不信仰上帝，也不信仰自己。结果他必须根据他人来确定自身的存在，比如，我是那个母亲嫁给了曾杀害父亲的叔父的人。他喜欢成为希腊悲剧英雄那样的人，成为情境中的人。因此他无力行动，他只能“扮演”，也就说逢场作戏。

在我看来，哈罗德?戈达德的《莎士比亚的意义》（1951）至今仍是唯一一部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莎学著作，他说“哈姆雷特是他自己的福斯塔夫”。追随戈达德，我冒昧提出这样的公式：勃鲁托斯 加福斯塔夫等于哈姆雷特，不过这里的“等于”很难说是一个准确的词语。A.C.布拉德雷提出一个更好的公式，他认为哈姆雷特是唯一一个可以看作是创作了莎剧的莎士比亚式的人物。戈达德相信这种说法，他在论述莎士比亚时说：“他是一个没有倒下的哈姆雷特。”从一个学者或形式主义者的观点看，戈达德的格言并非批评，我们也想努力阐发莎士比亚表现手法中那种至今仍然存在的原创性，但不管是历史研究还是形式主义的批评模式都不能给我们太大的帮助，我们无法消化莎士比亚的那种原创性。我们是莎士比亚塑造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是，他往往是在我们最无法消化的地方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对他所谓原创性之原创性反而有些视而不见。只有少数几位批评家（A.D.纳特尔是其中之一）看到了这种原创性的核心要素，即它的认识性力量。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将不知道还会有这样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它可以迫使现实去揭示自身的诸方面，离开这种自我揭示，我们将无法发现这些方面。

在哈利?列文看来，强大的误读不是一种意外珍奇的发现，而是一种不幸，他忠告我们说：“脱离《哈姆雷特》的哈姆雷特已经被讨论得太多了。”我们也许会态度温和地回应说，很少关于《哈姆雷特》的令人难忘的论述不落入所谓“脱离《哈姆雷特》的哈姆雷特”之窠臼的。这个悲剧就是它的主人公，在这方面它远远胜过《李尔王》和《麦克白》；《哈姆雷特》的问题只能是哈姆雷特。他没有进入崇高的世界，他确实除了他自身之外没有别的世界，在第四幕和第五幕的间隙，他明白情况似乎就是如此。由幻入真的傻瓜们只有可能出现在传奇剧中，可莎士比亚创作的是哈姆雷特的悲剧而不是哈姆雷特的传奇剧。当然，不能过分强调莎士比亚在悲剧尤其是《哈姆雷特》中表现手法的原创性。莎士比亚的家庭罗曼司在显示其生气勃勃的原创性时混合了另外两种范式：它穿插了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灾难，它贯穿着一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开始是观众的矛盾态度，继而是笼罩在悲剧主人公身上的禁忌性矛盾的光环。在《哈姆雷特》的结尾，只有霍拉旭和福丁布拉斯活了下来。照推测，福丁布拉斯将成为丹麦的另一个武王。霍拉旭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家，他消失在哈姆雷特氤氲的余辉之中，也许是要日复一日地去做哈姆雷特故事的见证人。这个形象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他最终成了自己的父亲，他未必能够令我们感动，但却能够让我们喜爱，他参与促成的那些灾难变故没有带来新的创造，但却带来新的启示，这种启示就隐伏在现实之中，但没有他个人的灾难，它仍将暗昧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