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投身绘画活动适值其战败时刻，适值其已然从事并且仍在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之时。在这里，其功能并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与征服的狂热相吻合，这种狂热是通过类似高烧引发的战栗暗暗显示出来的，而且在这种征服的狂热过后，留下的只是疲惫、忧郁，它所宣告的通常乃是死亡。在荷兰，它的开始和停止都同样突然。它酷似一头年轻野兽的狂喜，这头猛兽剧烈地抖动身躯，欢蹦乱跳，在意识到自己的健壮、活力、筋骨的舒展自如和呼吸的深沉有力之后，却不再想着去啃食。

这就是荷兰，当它再不热衷于绘画时，它并没有任何悔恨之感。在一段时间内，它的艺术曾经体现着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宽阔、平静、积极、欢快，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当它的艺术再也不能体现这种力量时，尽管它不再通过绘画的色彩和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强大的力量却继续存在，只不过它是通过海上更多的战舰、港口里更多的商品，通过兴建更多的运河、修筑更为坚实的堤坝，以及无处不在的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反映出来罢了。

人们多次指出，这些力量来自超人的努力，而荷兰所付出的这些巨大努力，无一不与对外掠夺有关。在整整40年的时间里，当荷兰人终日全副武装、保持戒备，以确保晚上餐桌上有面包，黎明时可以继续生存；当它夜间不顾风狂雨骤，手擎火把，在战舰的舷窗前严阵以待；当它看到每座街心广场上为它堆积起焚尸的柴堆，每处十字街口为它竖起绞刑架时，倘若它一息尚存，自然会带着骄傲的神情，注视着那些在自己的勇毅庇护下呱呱坠地的新生儿。

凡·德·内尔，《河面夜色》17世纪中期，布面油画，61厘米×86厘米，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这一时期荷兰所有的画家都是共和国的子孙。它的第一位画家米雷费尔特（Michiel Jansz van Mierevelt，1567—1641）诞生于1567年，当时正是民族起义的前夜。它的最后一名画家是霍贝玛（Meindert Hobbema，1638—1709），他出生于1638年，当时西班牙已经被英国彻底打垮，而西印度公司也将其货物堆满了世界各大海港，荷兰也充分意识到自己强大到足以在汪洋大海上发号施令，因为它不但在勒伊特指挥下用战舰封锁了塔米兹河，还让自己的士兵冲过被毁坏的堤坝去与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的大军决一雌雄。在米雷费尔特与霍贝玛之间，我们可以列举出上百名其他的画家，他们中就包括了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1582—1666）、凡·霍延（Jan van Goyen，1596—1656）、伦勃朗、凡·奥斯塔德（Isaac van Ostade，1621—1649）、奥伯尔·克伊普（Aelbert Jacobsz Cuyp，1620—1691）、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1628—1682）、泰尔博赫（Gerard Terborch，1617—1681）、皮特·德·霍赫（Pieter de Hooch，1629—1684）、弗美尔·德·代尔夫特（Vermeer de Delft，1632—1675）等等。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可以说，海上的强徒们是从妇女的腰肋旁冲向敌阵、投入战斗的。

霍贝玛，《美德哈尼斯的林荫大道》1689，布面油画，103.5厘米×141厘米，英国国家美术馆

霍延，《河口景色》1652—1654，板面油画，53厘米×73厘米，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