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每时，由反叛精神孕育出来的艺术家后代，几乎在他们睁开双眼时，就会产生进行绘画创作的欲望，因为在堤坝的护墙后面人们可以看到晴朗的天空，装满货物的帆船刚好与树丛擦肩而过。人们只想绘画，而不是想象、展示乃至寻觅在具体可感的生活之外所包含的观念世界。人们只想描绘，注目水面上帆船的倒影、穿过薄雾的阳光、围垦地里畜群的白色或黑色斑点，以及晾晒在无数高耸桅杆上的蓝色网线袋。在这些蓬勃兴起的商业城市里，由于丰厚的利润使资产者的队伍迅速膨胀，同时这种胜利又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于是，他们呼唤画家们脱颖而出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而画家们也的确用自己描绘的、充满清新气息的和谐天空满足了资产者的欲求；更何况除了明媚的天空而外，他们还描绘了从乡间流来的密布的水网在富人镶嵌着玻璃的砖房旁潺潺流过；描绘了从停泊在狭窄码头边的大船上卸下的面粉、牛奶、牛油和奶酪；描绘了人们从芬芳的田野里采来的鲜艳花束。此外，从带齿轮状的山墙上，从运河与小桥上，从阿姆斯特丹、莱德、代尔夫特、多德雷赫特和哈勒姆这些城市周围的平原上吹过的西风，又带来了大片的乌云，它们在低矮的平原上尽情地倾泻密雨，平原水满为患，以至于大部分风车不停地旋转，借以为平原分忧解难。

获得了随心所欲的生活权利、地位牢固的荷兰资产阶级有着一种心安理得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驱使着他们首先要尽情表达勃兴的一代渴求借助绘画表现自我的意愿。此时的荷兰已经度过了开拓阶段，它与老米雷费尔特设计的黝黑、厚实的钱币图像毫无共同之处，与那个时代的另一位行会画家哈维斯坦描绘的庄严肃穆的议会景象同样格格不入，与半个世纪以前尚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科勒利·丁尼生笔下呈现的憧憬画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随处可见国民警卫队在重建或强化他们的武装。当他们外出练习火枪射击时，队员们在丝织腰带上个个佩挂着长剑，头上戴着插有飘动的羽饰的毡帽，绣有图案的军旗在队伍前方迎风招展。没有任何刻意的炫耀，他们所展示的仅仅是依靠和平的力量赢得财富的喜悦，而他们则在危机四伏中捍卫着这一切。这是一些体魄强健的军人。战争、贸易和狂欢都没有使他们的纯洁本质受到损害。练武归来时，他们吸吮着大海平静的气息，行进在从潮湿的牧场上冉冉升起的雾霭中，然后便像阔佬一样痛快地吃喝，尽情地享受富足的生活。在这些人和他们要求为其作画的那些画家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关系。应该说，在那些画家中，一些人对他们了如指掌，而另一些人则对他们一无所知。

让·德·布雷，《哈勒姆孤儿院的监事们》1663，布面油画，188厘米×249厘米，哈勒姆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

伦勃朗，《神圣家族》1640，木板油画，41厘米×34厘米，巴黎卢浮宫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