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无所顾忌地支配他们，就像人们支配一种可以任意折叠、揉捏的材料，以便将其与自身两相对照。他不断地在这种材料中掺进阳光，为它镀上金色，并且把这种材料抛到与之混为一体的另外一种生活中，只是信笔在其间任精神的痕迹熠熠闪光。当他这样进行处理时，自然不会得到他们的原谅。凡·德·海尔斯特（Van der Helst，1613—1670）与伦勃朗截然不同。他为警卫队员们穿上漂亮的绸缎服装，让他们容光焕发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尽管他们大腹便便，兵器臃肿，但他却使他们表现得超凡脱俗、温文尔雅。画家将他们描绘得这样如出一辙、如此鎏金溢彩，自然深得他们的欢心，但这反令我们感到他是否过于仰人鼻息。堪称恰如其分的当推弗兰斯·哈尔斯。他赋予他们的价值实事求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通过他我们才认识了这些人的价值。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人比他描绘得更真实，没有任何人能像他这样用简明的笔触反映生活的表象，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乃是这些实实在在等级成员的概貌。

凡·德·海尔斯特，《阿姆斯特丹公民卫队庆祝明斯特和平的宴会》1648，布面油画，232厘米×547厘米，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弗兰斯·哈尔斯，《圣乔治市民卫队负责人的宴会》1616，布面油画，175厘米×324厘米，哈勒姆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

弗兰斯·哈尔斯，《忏悔节狂欢者》1615，布面油画，131厘米×100厘米，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弗兰斯·哈尔斯，《济贫所女监事们》1664，布面油画，172.5厘米×256厘米，哈勒姆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

当弗兰斯·哈尔斯在晚上与妻子大吵大闹、夜间酣然入睡、翌日从醉酒状态中安然醒来时，可以说他的神智更加清醒、手法更为有力、目光更易捕捉运动着的和谐与多方面的对立。这种和谐与从射击场归来的杂货商、经营贴现的银行家、啤酒批发商、呢绒商一道进入他的画室，与此同时，他通过各种对立成分把生活的源泉导入自己的画作，这种源泉是如此富有情趣，他可以尽情地挖掘它们。应该说，这个嗜酒如命之徒在其画笔所到之处，皆涂上了一层鲜艳的火红色。很有可能在创作两幅画品期间，他经常出席欢宴活动，置身于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武士之间。他们的头发剪得平平整整，金黄色的短须近乎直立，嘴唇上则蓄着两撇胡子。当这些人的嘴巴饱胀且面带红光，当他们享受完酒醉饭饱的欢乐、需要消化胃中食物的时候，他们便系好悬挂武器的腰带，戴上插有羽饰的毡帽，让宽大的丝质领结在紧身内短上衣和齐膝紧身外衣外面隆起。于是，那些蓝色的、橘红色的、鲜红色的腰带，绿色的羽毛，烫出管状褶裥的细麻布衣领和袖口，黑色的呢制服，以及任意平摆在长桌上或堆叠在一起显露出各种颜色、柔软光滑、略呈流动状的丝制军旗，这一切，通过叉在臀部的双拳、在宽厚的军帽阴影中若隐若现的鼓胀的太阳穴，通过往水晶玻璃酒杯中斟倒或接过红葡萄酒的大手，像是接受了被加过热的红色酒浆，任其在血管中尽情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