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送来电报的那天上午，天色阴郁，下着点蒙蒙细雨。我老妈读了电报内容，一时不知所措，脸色煞白，几乎晕厥过去。我问老妈，哪儿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的什么。我老妈回过神儿之后，说，赶紧骑车去工地，叫你爸立刻回来。

电报是我上海的舅舅发来的，只寥寥六个字：“燕病危速来沪。”没加任何标点，也没有任何额外的解释，发报日期是收到电报的三天前。我老妈后来说，她当时眼瞅着这六个字，以各种可能的断句，反复解读，生怕会错了意，但不论怎么读，还是只读出一个意思。

在快递和电话普及之前，对于我老家的乡村而言，电报还是最迅速的通讯方式，最快的时候，讯息据说可以当天传达。我在初中语文课上，实战过电报的写法，老师随口瞎编一桩复杂的事儿，然后让我们用最简明的电文写出，往往，我们自认为已经写得简约如《诗经》，老师删吧删吧，最后还能删去好几个字，依然不损文义，非常不容易对付。老师说，他删掉的不是字，都是钱。因此我认为，电报在它彻底消亡之前，最显著的一个好处是，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考验中文表达功力，长期操练，比骈文、散文、八股文都更加能够培养文豪，直追写《春秋》的孔子，微言大义，一字千金。同时，电报也有一个最显著的坏处，它并不能完全确保效率，偶尔，它朝发夕至，更多时候，它得滞留一些时日，例如我所读到的这封六字真言，由于发出之后正好遇上周末，中间足足耽搁了三天，才姗姗来迟，完全背离了发电人的初衷。换句话说，真要有急事儿，等读到电报，急事儿早就已经发生了。这么一琢磨，可把我老爸老妈给急坏了。

我老爸蹲在工地的施工架上，正在粉刷房屋的外墙立面，他听我一边喘着大气儿，一边给他背完六字电文，惊诧地问我，什么时候收到的电报。我答非所问地说，我早上返校拿毕业证，刚到家，老妈就给我看了电报，然后让我赶来叫你，但发电报的日期是上周五了。我刚说完这些话，老爸已经从一人多高的施工架上，径直跳了下来。泥地给蒙蒙小雨洇得有些湿滑，他落地时，摔了个五体投地。老爸顾不得疼还是不疼，脏还是不脏，一把拉过靠在墙边的自行车，跨上就走。

我老爸老妈稍稍核计了一下，草草准备了些衣物，决定到镇上，坐下午唯一的一班长途汽车去上海，我也跟着一块儿去。我老爸老妈整个一路上晕晕乎乎，魂不守舍。老妈偶尔抽泣一下，老爸偶尔安慰她两句。我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只扭头对着车窗外，看着路边的树啊房屋啊电线杆啊，全都着急忙慌地朝后方飘去。我没心没肺地想：假如我就此没了我姐，我是不是就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了？

我姐就是电报上说的燕，她初中毕业以后，随我老妈摇身一变，突然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人。我老妈是“文革”期间的所谓“知青”，十六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和我姐都是知青子女。我老妈插队落户的地方在江西吉安，后来经人做媒，却姻缘际会，嫁到了浙江安吉。我从小听我老妈讲她上山下乡那些事儿长大，听久了，常常觉得那些事儿离我并不遥远，好比被教科书熏陶洗涤多了，真觉得共产党个个是英雄，国军个个是混蛋。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上映后，我买了张碟，拿回老家送给我老妈，我妈一气儿看了三遍，每遍都看得悲欣交集，泪眼婆娑，时不时感慨一句：“这情形，跟我们那会儿一模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上海出台新政策，凡知青子女，可有一人顶替知青本人，回归上海户籍，参加上海的招生，接受上海的教育，说上海的语言，做上海的主人，总之，除了免费居住上海的房子，一切待遇都跟上海本地人无异。我老妈曾经在我姐和我之间，做过两难的思想斗争，一时拿不定，该把这个名额给谁。给了我，我老妈很轻易背上“重男轻女”的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