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了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眼熟。奇怪之余不知道是何原因。

现在，我也得到这种体会。我走着，看到土路一段段被洪水冲过，冲毁得很厉害，留下路面一道道深沟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人体的筋骨和脏器。沟里有几根腐竹，一截烂牛绳，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它们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有眼光的疲惫，似乎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前面的芭蕉林后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墙黑得像经过了烟熏火燎。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还有“十年不剿地无民”一类说法，怪不得村村有炮楼。民居房屋也决不分散，互相紧紧地挤靠和纠缠。石墙都厚实，上面的窗户开得又高又小，大概是防止盗匪翻爬，或者是防止瘴雾过多涌入。

这一切居然越看越眼熟。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测试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电劈死。

片刻之后，预测竟然被证实！连那空空的树心，还有树洞前两个烧草玩耍的小娃崽，似乎都依照我的想像各就各位。

我又怯怯地预测：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牛房，檐下有几堆牛粪，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者钯。没想到我一旦走过去，它们果然清清晰晰地向我迎来！甚至那个歪歪的石臼，那臼底的泥沙和落叶，也似曾相识。

当然，我想像中的石臼里没有积水。但再细想一下，刚下过雨，屋檐水就不该流到那里去吗？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上升，直冲我的后脑。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精神病，脑子还管用。那么眼前的一切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说过？或是曾在梦中相遇……我慌慌地回忆着。

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刚才我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A字型的杉木从山上下来，见我脚下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瓜地里拔出一根树枝，远远地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

“来了？”

“嗯，来了……”

“怕有上十年了吧？”

“十年……”

“到屋里去坐吧，三贵在门前犁秧田。”

他的屋在哪里？三贵又是谁？我糊涂了。

随着我扶杖走上一个坡，一些黑黑的檐瓦在前面升起来。几个人影在地坪中翻打豆荚，连枷摇得啪啪响，几下重，又一下轻，几下重，又一下轻，形成了统一的节拍。他们都赤脚，上衣短短地吊着，露出肚脐眼和软和的肚皮，裤边松松地搭在胯骨上，看上去随时可能垮落下来。这些人脸上都有棕色的汗釉，釉块的边缘残缺不齐，在日光下一晃，颧骨处就有一小块反光。直到发现他们中的一个走向摇篮开始解怀喂奶，直到发现她们都挂了耳环，我这才知道他们应该是她们——女人。有一位对我睁大了眼。

“这不是马……”

“马眼镜。”另一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

“我不姓马，姓黄……”

“改姓了？”

“没改。”

“就是，还是爱逗个耍啊？从哪里来的？”

“当然是县城。”

“真是稀客。梁妹呢？”

“哪个梁妹？”

“你娘子不是姓梁？”

“我那位姓杨。”

“未必是吾记糟了？不会不会，那时候她还说是吾本家哩。吾婆家是三江口的，梁家畲，你晓得的。”

我晓得什么？再说，那个马什么与我有什么关系？姓马的怎么又扯出一个姓梁的？……事情有点复杂。我似乎是想去访友，想做点生意，却鬼使神差来到这里。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来的。

这位大嫂丢下连枷，把我引进她家里。门槛极高，极粗重，不知被多少由少到老的人踩踏过，不知被多少代人闲坐过，已经磨得腰中部分微微凹陷，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凝成了一截月光的化石。小娃崽过门槛要靠攀爬，大人须高高地勾起腿，才能艰难地倾着身子拐进去。门内很黑，一切都看不清楚。只有高高的小窗漏下一束光线，划开了潮湿的黑暗。我的瞳孔好半天才适应过来，可以看见满壁烟灰，还有弯梁和吊篓。我坐在一截木墩上——这里奇怪地没有椅子，只有木墩和板凳。

妇人们都叽叽喳喳地挤在门口。喂奶的那位毫不害羞，把另一只长长的奶子掏出来，换到孩子嘴里，冲我笑了笑，而换出的那一只还滴着乳汁。她们都说了些奇怪的话，“小琴……”“不是小琴。”“是吧？”“是小玲。”“哦哦。小玲还在教书吧？”“何事不也来耍耍？”“你们都回了长沙吧？”“是长沙城里还是长沙乡里？”“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小罗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陈志华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熊头呢？找了娘子没有？”“也有娃崽了吧？”“一个还是两个？”……

我很快察觉到，她们都把我错当成一位既认识什么小玲也认识什么熊头的“马眼镜”，一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青年。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也躲在眼镜片后面看人。

他是什么人？我需要去设想和伪装他吗？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多少气力。

梁家畲来的大嫂端来一个茶盘，四大碗油茶，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取四季平安的意思。碗边黑黑的，令我不敢把嘴沾上去，不过茶倒香，有油炒芝麻、红豆以及糯米的气味。她满意地看着我喝下第一口，把地下两件娃崽的衣捡起来，丢进木盆，端到里屋去，于是一句话被切分成两半：“老久没有听到你的音信了，听水根夫子说……”(半晌才从里屋出来)“你一回去，就坐了大牢。”

我吃了一惊，差点让油茶烫了手。“什么大牢？”

“就是判徒刑啊。”

“胡说，我从来没犯过事！”

“背时的水根打鬼讲！讲得跟真的一样，害得吾家公公还吓心吓胆，还为你烧了好多香。”她捂嘴笑起来。

妇女们都笑起来。有一位还绽开黄牙补充：“她公公还到杨公岭求了菩萨呢。”

真是晦气，扯上了香火与菩萨。也许那个姓马的真的撞了什么煞，确有牢狱之灾，而我代替他在这里喝油茶。

大嫂又敬上了第二碗。“他老是挂牵你，说你仁义，有天良。你给他的那件袄子，他穿了好几个冬天。他故了，我就把它改了条棉裤，满崽又穿……”

我想谈谈天气。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个黑影几乎遮挡了整个门。看得出这是个男人，赤裸的上身线条很硬，隆起的肌肉有棱有角。他手里提着什么东西，从那剪影来看，是个牛头或是树蔸。黑影向我笼罩过来了，没容我看清面孔，他扑通一下丢掉了手里的东西，两只大巴掌捉住了我的手开始猛锉起来，“是马同志啊，哎哟哟，啊呀呀……”

我又不是一条毛虫，他惊恐什么？以至发出这样的尖声？

当他转到火塘边，侧面被镀上了一层光亮，我这才看清是一张笑脸，有黑洞洞的大嘴巴，有满嘴的胡桩。

“马同志，何时来的?”

我想说我根本不姓马，姓黄，叫黄治先，也不是来寻访故地的，只是进山来随便问问山货。

“还识得吾吧？你走的那年，在螺丝岭修公路，吾叫艾八。”

“识”大概是认识的意思。

“艾八？识得识得。你那时候当队长？”

“不是队长，吾当记工员。你嫂子，还识不识啊？”

“识得识得，她最会打油茶。”

“吾同你去赶过肉的，记不记得？那次吾要安山神，你说是迷信，不让我敬香和念诀。结果还不是，野猪毛都没打到一根。你还碰上牧麻草，染了一身毒疮。你碰了只小麂子，也没叉着……”

我听出来了，“赶肉”是打猎的意思。

黑洞洞的大嘴巴笑起来。女人们也笑了笑，然后纷纷起身，摇晃着宽大的屁股，出门继续去打场。自称艾八的男人搬出一个葫芦，向我大碗大碗敬酒。酒很浑浊，有甜味，也有辣味和苦味，据说浸过什么草药和虎骨。他不抽我的纸烟，用报纸卷了一支喇叭筒，吸一口，吸出了烟头的明火，但看也不看一眼，待我着急了好一阵，才从从容容一口气把明火荡灭，烟卷还是好好的。

“如今日子好过了，酒肉不稀奇。过年，家家都杀了猪，柴熏肉要吃半年。”他抹着嘴巴，“只有那几年大干快上，累得翻斤斗，谁都没得禄。你晓得的。”

“是没得禄。”

“你视德龙哥了吗？他当了乡长，昨日到捉妹桥栽树去了，兴许回来，兴许不回来，兴许又会回的。”他谈起一些令我糊涂的人和事：某某做了新屋，丈六高；某某也做了新屋，丈八高；某某也要做屋了，丈六高；某某正在打地基，兴许是丈六也兴许是丈八。我紧张地听着，捕捉这些话后面的各种脉络，猜测某些陌生词语的含义。“视”大概就是指看，“得禄”大概是指得利。还有一个个“集”，是起立的意思？还是站立的意思？

我有点醺醺然头重脚轻了，对丈六或丈八胡乱地表示着高兴。

“你这个人念旧，还进山来视一视。”他又把烟纸吸出了浅浅的明火，让我暗暗急了几秒钟。“你当民师那阵发的书，吾还存着哩。”他咚咚地上楼，好半天才头顶几丝蜘蛛网下来，拍着几页黄黄的纸。这是一本油印的小书，大概是识字课本，已经撕去封面了，散发出霉气和桐油气。上面好像有什么夜校歌谣、农用杂字、辛亥革命，还有马克思以及地图，印得很粗糙，一个个字也大得出奇，杂有油墨团子。

“你那时也造孽，饿得脸上只剩一双眼睛，还来讲书。”

“没什么，没什么。”

“腊月大雪天，好冷啊。”

“是好冷，鼻子都差点冻落了。”

“有时候晚上还要开田，打起松明子出工。”

“嗯啦，松明子。”

他突然神秘起来，颧骨上那一小块光亮，还有几颗酒刺，一齐朝我逼近。“吾想打听件事，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

阳矮子？我头盖骨乍地一紧，口腔也僵硬，连连摇头。我压根儿不姓马，也没见过什么阳矮子，怎么刑事案都往我身上扯？

“真的不是你？”

“我连鸡都没有杀过。”

“这就怪了。”见我否认，他似乎有点怀疑，又不无遗憾，“都说是你杀的。那家伙是条两头蛇，该杀！”

“还有酒没有？”我岔开话题。

“有的有的，尽你的量。”

“这里有蚊子。”

“蚊子欺生，要不要烧把草？”

草烧起来了。又有一批批的人来看我，拐进门来，照例问起身体可好和府上可安一类。男人们接过我的纸烟，嗖嗖嗖地抽得很响，靠门或靠墙坐下来，眯眯笑，不多言语。他们相互之间偶尔说上一两句，无非是说我胖了，或者说我瘦了；说我老多了，或者说我还很“少颜”，当然是城里油水厚的缘故。待纸烟烧完，他们又笑一笑，说是去倒树或下粪，懒散地出门而去。有几个娃崽跑过来，把我的眼镜片考察了片刻，紧张得兴高采烈，恐惧得有滋有味：“里面有鬼崽，有鬼崽！”他们一边宣告一边四下奔逃。还有一位女子，咬着一根草站在门边，反复打量着我却不说话，不知是什么意思，弄得我很不自在。

这类事我已经碰得多了。刚才我去看他们种的鸦片，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妇人。她一见我就显得恐惧，脸色像一盏灯突然黯淡，赶紧拔了拔鞋后跟，低头择路而去，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难道姓马的曾经与她有过什么麻烦？

艾八说我还应该去看看三阿公——其实三阿公已经不在，不久前死于蛇咬，只是在人们的谈论中还留下了一个名字。在砖窑那边，他的孤零零小屋已有一半倾斜，眼看就要倒塌。两棵大桐树下，青草蓬蓬勃勃地生长，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阴险地漫上了台阶，摇着尖舌般的草叶，眼看就要吞灭小屋，吞灭一个家族的最后几根残骨。挂了锁的木门，已被虫蛀出了密密小洞，在门边留下一堆堆蛀粉。我不知道主人在的时候，房屋是否会破败得这么厉害。难道人是房屋的灵魂，一旦灵魂飞去，躯壳就会腐朽得如此迅速？齐腰深的草丛里倒栽着一盏锈马灯，上面有几点白色的鸟粪。还有一个破了的瓦坛子，你不经意地一碰，坛口就嗡的一下涌出很多蚊子。艾八叹了口气，说这口瓦坛腌泡的酸菜最好，当年我就经常来这里吃酸黄瓜和酸豆角。(是吗？)艾八扯掉门前几把草，又打望檐下的蛛网与鸟窝，说墙头灰壳剥落之处，那几个还未完全褪色的油漆字，“放眼世界”云云，还是我当年写的。(是吗？)

我朝窗里瞥了一眼，看见屋里有半筐石灰，几捆干柴，还有一个铁圆盘，细看一阵，才发现是铁杠铃，已经锈得不成样子——我感到惊异，这种罕见的体育用品，怎么会出现在山里？是怎么运来的？大概不用问，也是我从城里运来，直到临走时才送给三阿公的。是么？我希望三阿公用它去打几把锄头或钯头，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打。是么？

有人在坡上唤牛：“呜吗——呜吗——”于是满山都是回声，林子里有隐隐的牛铃声响。我发现这里唤牛的方式比较特别，像一声声喊妈，喊得有些凄凉。

一位老阿婆背着小小柴捆，从山上走下来，腰弯得几乎成了直角，每走一步下巴就朝前一锄，像一步步锄着归途。她抬头仰望了我一眼，黑瞳孔顶着上眼皮，但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的脑袋，投向我身后的桐树，还有桐树上的鸟巢。她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满脸皱纹深刻得使我一震。“树也死了。”她看看高高的桐树，又看看三阿公的老屋，没头没脑地嘟哝：“人也死了啊。”然后慢慢锄着步子离开，额上几根枯枯的银丝，被一阵阵寒风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

我现在相信，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更无法理解老阿婆的这句话——一片无法看透的深潭。

晚饭做得很隆重。牛肉和猪肉都大模大样，神气十足，手掌大一块，熬得不怎么熟，有一股生油味，一层层堆出了碗口，靠草箍码成了砖窑模样——几千年来山民们就有这种待客的豪爽和奢侈吧。同很多地方的规矩一样，男客才能上桌。不过有种做法比较新鲜：如果有哪位没来，主人就在空着的座位前摆放一张草纸，大家吃一块，往纸上夹一块，算是那位也吃了。席间我继续充当马眼镜，应邀唱了几首歌，谈了些城里的故事，生意之事当然也在偷偷进行。我谈到了香米，他们根本不肯出价钱，简直是要白送。至于鸦片，今年鸦片好是好，但国家药材站统一收购，我果然没法插手。

“阳矮子该杀。”

艾八嗬嗬地喝下一口热汤，把汤勺放回桌面粘糊糊的老地方，又在碗边猛敲筷子，“翘屁股，圆手板，什么功夫都做不像，还起了两栋屋，不就是靠脔心阴毒？”

“就是，哪个没挨过他一绳子？吾腕子上现在还两道疤。操他老娘顿顿的!”

“他到底是何事死的？真的碰了血污鬼，跌到崖下去了？”

“人再狠，拗不过八字。命里只有一升，偏要吃一斗。夏家湾的洪生也是这个样。”

“连老鼠肉都敢吃，几多毒辣！”

“是蛮毒辣，没听见过的。”

“熊头也造孽，挨了他两巴掌。明明是几管颜料，吾视过的，染不得布，油不得桶，只在纸上画得菩萨。他硬说是国民党的炮子。”

“炮子”就是子弹的意思。

“也怪熊头的成分大了一点。”

我鼓足勇气插了一句：“阳矮子的事，上面没派人来查过么？”

艾八把一块肥肉咬得吱吱响：“查过的，查卵啊！那天来找我，我背都不给他们看。哎，马同志，你的酒没动啊？来，取菜取菜，取。”

他又压给我一大块肉，令我喉头紧缩，只好再次做出装饭的模样，溜入暗处时把肉拨给胯下一挤而过的狗。

饭后，他们说什么也要我洗澡，我怀疑这是不是当地的风俗，得装得很懂，很配合。没有澡堂，只有大木桶一个，足可以装几锅热水，戳在灶屋当中，如同让我在广场上脱衣起舞。女人们在桶前来来去去，梁家畲来的大嫂还不时用瓜瓢来加水，使我不好意思，往桶内一次次蹲躲。直到她提桶去喂猪，我才偷偷出了口长气。我已经洗得一身发热，汗气腾腾了。大概水是用青蒿熬出来的，全身蚊虫咬出来的红斑，一过水就不再痒。头上那盏野猪油的灯壳子，在蒸汽中发出一团淡蓝色光雾，给我的全身抹上一层幽冷。

洗着洗着，我望着这个淡蓝色的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具身体很陌生，与我没有关系。他是谁？或者说我是谁？这具赤裸裸的肉身有手脚，可以干点什么；有肠胃，要吃点什么；生殖器呢，当然可以繁殖后代。由于很久以前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巧合，才有了一位祖先。这位祖先与另一位祖先的再巧合，才有了另一个受精卵子，有了世世代代以后一具淡蓝色的身体。作为无数偶然巧合之后的一个受精卵子，他或者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蠢头蠢脑的也许想得太多了。

我擦拭着小腿上一道伤疤。这是不久前在足球场上被钉鞋刺伤的，但似乎也不是，而是……一个什么矮子咬的。那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清早？是在那条窄窄的山道上？他撑着伞过来，被我的目光盯得全身颤抖，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然后跪下，然后叩头，说他再也不敢，再也不敢了。他说二嫂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三阿公的牛也不是他牵走的，熊头被抓入狱更不是出于他的举报。最后，他在一根绳子下反抗，眼球凸突得像要掉出来，一嘴咬住了我的小腿，双手揪住绳套，接着又猛地伸开去，在空中抓拉一阵，十个指头最后抠进泥沙。

我不敢想下去，甚至不敢看自己的双手——是否有血腥味和牛绳勒伤的痕迹？是否将成为刑警辨认和展示的物证？

我现在努力断定，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更不认识什么阳矮子。眼前这一团团淡蓝色的光雾，我甚至从未梦见过。

堂屋里还很热闹。有一位老人进来，踩灭了松明子，说他以前托我买过染布的颜料，欠了我两块多钱，现在是来还钱的，还请我明天去他家吃饭。这就同艾八争起来了。艾八说他明天接裁缝，已经砍了肉，已经买了豆腐，明天我毫无疑义该去他家……趁他们还在争执，我悄悄溜出门，浅一脚深一脚上了石板路，想去看看我以前住过的老屋——听艾八说，马眼镜以前就住油榨房后的那间瓦房。

又经过了桐树下，又看见了杂草将要吞灭的破屋。萤虫是破屋的眼风，鸦噪是它的咳嗽，沙沙树叶声是它的低语。我甚至还感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酒气。

孩子，回来了么？自己抽椅子坐下吧。吾对你说过的，你要远远地走，远远地走，再也不要回来。

可是，我想着你的酸黄瓜和酸豆角。我自己也学着做过，做不出那个味。

那些糟东西有什么好吃呢？那时候是你们饿，造孽，一犁拉到头，连田塍上的生蚕豆也剥着吃，才会觉得什么都好吃。

你总是惦记着我们，我知道的。

谁没个出门的时候呢？那是该的。

那次担树桠，我们只担了九担，你记数，总说我们担了十担。

吾不记得了。

你还总是催着我们剃头，说头发和胡须都是吃血的东西，留长了会伤精气。

吾不记得了。

我该早一点来看你的。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大，你走得这么快。

该走了。再活不快成精了么？

阿公，你抽烟么？

小马，喝茶自己去烧吧。

…………

我离开了那股酒气，举着将要熄灭的松明子，想着明天早上要干的农活，不时听到脚边的青蛙跳到水田里，摇摇晃晃地回家。但我现在手中没有松明子，我的家也变成了牛房，显得如此生疏和冷冽。我看不清屋里的情景，只听到牛反刍的声音，还有牛粪热烘烘的酸臭涌出门来。几头牛以为是主人来了，有什么好事，头挤头地往外探，撞得木头门栏咔嗒作响。我每走一步，脚步声就从牛房土墙上折回来，一声套着一声，似乎还有一个人在墙那边走，或是在墙里面走——这个人知道我的秘密。

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子里的狗好像很吃惊，狺狺地叫唤。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村口的溪边走去。此情此景，使我猜测溪边应该坐着一个人，比方说一位姑娘，嘴里含一片木叶什么的。

溪边老树下果然有人影。

“是小马哥？”

“是我。”我居然应答得并不慌张。

“你们喝酒也喝得太多了。”

“你……是谁？”

“我是四妹子，听不出来？”

“四妹子，你长得好高了。要是在外面什么地方碰到，我根本认不出你。”

“你跑的世界大，就觉得什么都变了。”

“家里人都好吗？”

“你还好意思问。”

“怎么啦？”

她突然沉默了，望着溪那边的水榨房，声音有些异样。“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为什么不忘记这个地方呢？吾姐好恨你……”

我紧张地回望村里的灯光，有点想逃之夭夭。“对不起，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一直说不清楚……”

“你傻啊？疯啊？那天你为哪样要往她背篓里放包谷？女儿家的背篓，能随便放东西么？她给了你一根头发，你也不晓得？”

“我……我不懂，不懂这里的规矩。我只是……想要她帮忙，让她背些包谷。”

大概回答得不错，还可以混过去。

“你教她扎针。”

“她一直想当个医生。其实我那时也不懂，只是翻翻书，乱扎。”

“你还教她读书。”

“我以为她只是要多认几个字。”

“你们城里人，是没情义的。”

“你不要这样说……”

“就是，就是！”

“我知道……你姐姐是个好姑娘。我知道，她对我也很好。她歌唱得好听，针线活做得巧。有一次带我去捉鳝鱼，下手就是一条，次次都不落空。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可是，有好些事我确实不知道，永远也说不清楚。我对她没有做过坏事。”

她捂着脸抽泣起来。“那个姓胡的，好狠毒哩。”

我似乎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继续试探着回答下去：“我听说了。你放心，我迟早要找他算账。”

“那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她跺着脚，哭得更伤心了，“你要是早说一句话，事情也不会这样。吾姐已变成了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你听见没有？”

月光下，我看见她的背脊在起伏，落下来的头发在抖动。我真想伸出一只手去擦泪，更想让所有泪水都流进我的嘴里，咸咸的，苦苦的，被我吞饮。但是我不敢。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不敢舔破它。

树上确实有只鸟在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声音孤零零射入高空，又忽悠悠飘入群山，坠入树林。我抽了支烟。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

我走了，行前给四妹子留了张字条，请梁家畲来的大嫂转交。我在信中说她姐姐以前想当医生，终究没当成，但愿妹妹能实现姐姐的愿望。路是人闯出来的，她愿意投考卫生学校么？我将寄给她很多复习资料，寄给她学费，一定。我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姐姐，请她相信我。

我几乎像是潜逃，没给村里任何人告别，也没顾上香米样品——其实我要香米或者鸦片干什么？似乎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整个村寨莫名其妙地使我窒息，使我惊乱，使我似梦似醒，我必须逃走，一刻也不能耽误。走到山头上，我回头看了看，又见村口那棵死于雷电的老树，伸展的枯枝，像痉挛的手指，要在空中抓住什么。毫无疑问，手的主人在多年前倒下，变成了山脉，但它还在挣扎，永远地举起一只手。

进了县城的旅社，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在皱巴巴的山路上走着，看土路被洪水冲洗毁得很厉害，如同剜去了皮肉，留下筋骨和脏器，来承受一代代山民们的草鞋。不知为什么，这条路总是在延伸，似乎总也走不到头。我看看手腕上的日历表，已经走了一小时，一天，两天，三天……可脚下还是黄土路，长得令人绝望。

我惊醒过来，喝了三次水，撒了两次尿，最后向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我本想问问他在牌桌上的战绩，一出口却成了打听卫生学校招生的事。

朋友称我为“黄治先”。

“什么？”

“什么什么？”

“你叫我什么？”

“你不是黄治先吗？”

“你是叫我黄治先吗？”

“我不是叫你黄治先吗？”

我愕然，脑子里空空荡荡。是的，我眼下在县城一家小旅社里。过道里有一盏蚊虫扑绕的昏灯，有一排临时加床和疲倦的旅客们。就在我话筒之下，还有个呼呼打鼾的胖大脑袋。可是——这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人？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

我累了，妈妈！

1985年1月

(最初发表于1985年《上海文学》，获1985年上海文学奖。后收入小说集《诱惑》等。已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希伯来文、塞尔维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