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城时，天已断黑。整个街市除了偶然冒出一声婴孩的哭泣，悄无声息，不见人影和灯火。临街的木板房东偏西倒，门窗紧闭，关锁着一家家的黑暗，似乎怯怯地守口如瓶，紧咬着一个我们初来者不便知道的秘密。渐渐地，我们也被自己脚步声弄得毛发倒竖——人呢？人在哪里？这柜台，这伙棚，这墟场，这错落勾结的檐瓦和梁柱，明明还有喧嚣人烟的余温，转瞬间却静如一片寂静野谷。

墟场不动声色向脚步声迎来。那里依稀冒出几团黑影，如蹲伏的十几只巨兽从天而降，使人不得不惊慌和提防。借着手电筒的射光细看，才发现巨兽原是肉案，案板均有门板大小，几口砖那么厚，油污黑亮，粗头粗脑，重若千钧，压得一只只案脚纹丝不动。案面有密集交错的刀痕，除了一圈黑油油的边沿，当中已砍出了浅浅的本色。不知屠宰过多少生灵之后，不知砍削过多少价钱之后，有的案面已经凹陷，成了个锅形。有的干脆已穿了底，成了漏斗模样。但它们也未被收拾处置，仍然露置于街市，大概还可充当赶场者们歇脚时的坐凳，或是品酒时的餐桌。它们大多带着骨屑肉末，缕缕残血，在墟街两旁整齐地蹲伏着，守着这黑沉沉的寂静。有个肉案上还钉着一把钢刀，当然是屠夫忘了带回家的，在暗中泄一道银光，似肉案偷偷瞥来的一眼，不免使你背脊一凉。

突然，不知哪扇木门里迸出咣当一声金属的巨响，使你魂飞魄散，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什么大事就要在这里发生。

第二天，我们早早在旅社起床，得以看清这个小镇的大貌。小镇名叫锁城，其实充其量只是一个大村子，但有一圈矮矮墩墩的沙土城墙围着。城墙上青草丛生已经过膝，布满蛛网和鸟粪，封住了外来者巡游的兴致。墙下的护城河早已干涸，被城民们垦成了大块小块，高低不平，有黄麻冬葵之类作物参差摇曳，地边还有刺树扎成的篱笆，显然是为了防范鸡鸭。东边城楼上冒出炊烟，檐下挂有尿布、蓑衣、草席、钩筒一类，也不知是何人贫寒得借此破楼安身。

楼檐下的小小风铃已绿锈斑驳，竟无人窃去，依然在风中摇出沙哑的哒哒声，似胸有成竹地对小城咕哝着某种预言。从东门到西门，有一条用大卵石铺成的“官道”，滑溜溜的并不好走，如一条石头小河潺潺淌来，淌到此处突然凝结。听人说，这种路可走轿，不宜行马，容易造成马蹄打滑，故有官道之称——取的是土匪骑马很难追上官轿之意。其实以前的官轿很少来到这里，小城里也不见官衙的旧址。在老人们的记忆中，此地天高皇帝远，官府一直势薄。县令每每不能入境，只能寄居邻县，每年来催交钱粮一次而已。

所以这里匪患不绝。

附近的老百姓也就活得很小心，皆依傍山岭筑寨而居，大路两旁和小河两旁的平川之地倒是历来废弃不用。这当然给屯垦提供了条件。明、清两代都在这里设立了屯堡，我们的知青农场续上了屯堡，也占据了锁城以南的大片荒土。

知青们在草地上垦荒种粮，总想去锁城跑跑公差或办办私事，也算是进一趟城，多看些人面。碰上逢三、逢六、逢九的赶闹子，更要在城中多耽留些时辰。本地人避瘴疠，忌早起，闹子或说墟场，要到午时才猛地出现活气。卖草药的，卖瓜果的，卖糕饼的，卖竹器的，卖鱼网的，卖铜器银器的，卖猪羊牛马的，来自四乡八里，同类相聚，很有默契地找到各自地盘，坐下来打发一天的光阴。有的汉子提几根丝篾，或摆两皮烟叶，也算来赶个场，似乎全不在乎买卖，主要是来此交际和休息娱乐，从熟人那里借个火来点烟，看一串串手牵手来此闲游的小女子，大红大绿，花容月貌，腼腆地低头来往，实是一大乐趣。到傍晚，这一类汉子已经坐得身影由短到长，可能又提着丝篾或烟叶悠悠然回家去。

知青们走入墟场，最热爱伙棚那边的猪血摊子、酒糟担子，还有老太婆们篮中的粽叶粑粑一类。不过，此地苍蝇极多，有时嗡嗡嗡地聚拢来，一叮就黑了半个桌面或半截柱子，颇能破坏食欲。这些苍蝇多来自临街的粪凼——其实粪凼与地坪很难区分，界限常常模糊。经常有肥猪哼哼地上街散步，在某个墙角蹭蹭痒，在某棵树下拱拱泥，去粪凼里狠狠地探索一番，再披挂一身泥污蹿入人流，俨然也有谋取衣食的忙碌。它们把粪水带向四面八方，再加上鸡粪、狗粪、驴粪、牛粪、马粪、羊粪，很少得到清扫，与泥土互相混合，于是黑中带绿的浮泥散发出一种浓浓的酸臭，盖满整个墟场。白天还没什么，一到雨天，肥大的蚂蟥和蚯蚓钻出浮泥，钻出了密密的虫眼，就会有黑绿色的粪水从这些虫眼中纷纷渗出，有分有合，有合有分，不知最终流向何处。

于是我又觉得这雨天的锁城正在溃烂。

我们与本地人言语不通，交往和买卖都十分困难。有时我蹲在卖主的筐篓前打上好一阵手势，对方眼中还是一片茫然。有一位同伴逞能，缠住一个汉子哇啦哇啦讲了一通，自以为用上了本地话，其实很像电影中那种日本官佐的汉语：“……你的知道，槟榔的，哪里有卖？”

对方举起一个柚子。

“不是这个，槟榔的，鸡心槟榔的，嗯？”

对方嗯嗯地点头，懂了，指着斜对面一个铺面说了几句什么。我们以笑代谢，兴冲冲而去，发现那竟是一裁缝店。

我们不甘心，又拦住一位女子询问，不料对方一开口就脸红，于是引来一圈围观者。有的像询问我们，有的像指导我们，有的像责骂我们，但我们徒见一排排黄牙露出来，徒见一张张嘴又开又合，叽里哇啦中竟无一句可解。一位后生扫兴地转身挤出去，肩头的扁担横挑过来，在我脑袋上狠狠刮了一下。

“要找槟榔吗？”

有声音清清晰晰传来。顺着声音看去，见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婆，细密的皱纹十分舒展，虽小鼻子小眼，但轮廓匀称而和谐，脸上隆起两个肉球，又添几分孩童的天真。

我们回答，就是就是。可答后又觉得刚才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对了，刚才这不是十分纯正的省城官腔么？在千里外的偏僻之地冒出来，而且由一位身穿大襟衣肩挎竹背篓的苍苍老妇说出，岂不是奇迹？

“太好啦，您也是外地人吗，阿婆？”

她笑了笑，只是要我们跟她走。

“您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她仍然答非所问，只说西门有槟榔卖。

我们前呼后拥，随着她乐颠颠地走了，穿过墟场，穿过街口，又从两排肉案当中走过。这里总是很热闹。红鲜鲜的肝肺，白生生的肚肠，都在肉案上光彩灿烂。屠夫卖得兴起，往肉坯上拍两拍，就有雄壮的啪啪声响，有高声大气的吆喝。嫩肉细腻，老肉松弛，均已被细细分解。几个硕大的猪头伏在案头，闭眼安睡，似乎对世事毫不关心。惟有一只被剜得太厉害，薄薄地只剩一张脸，露出了苦相。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妇现在独身寡居，开了一个小粉店，就在肉市后一个不显眼的街角。粉店小而干净，灶台上不见油污，地板和墙板都被擦洗得木纹毕露，黄澄澄的桌面也徐徐透出木香。进食者在这里可以四体松弛，脚伸出去，不用担心踩着什么秽物，手放下去，不用担心两袖压住油污。老太婆有点闲不住，见一只狗带来些污泥，立刻取来抹布，蹲下去擦拭地板。我们建议她改用拖把，她却说用拖把伸着个腰，使不上劲。

如果你往里屋瞥一眼，还可以看见壁上插着此地极罕见的牙膏和牙刷，看见主人的镜子和睡衣，还有所有家具上的一尘不染。

她叫四姐。也有小娃崽学着阿婆们的样，叫她四姑娘或四嫂子。她听了，只是眯眯一笑，并不多言语。不论与她熟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知道她的来历。每次见我们上门，她不用说话，就知道我们要吃什么，要吃多少。一碗碗可口的米饭端上来，她笑眯眯地看我们吃完，笑眯眯地看我们离去。靠她做翻译，我们在附近收粪，购买鸡蛋或土布，也不再有什么困难。自然，我们还从这位翻译的嘴里得知本地很多掌故，包括寺庙的兴衰和戏班的来去。有一次，我问附近还有什么地方好玩，她想了想，闩上门，带我们往城南走。我怕她误会，把我们带进百货商店或中学校园，想解释一下却没顾得上，只是半信半疑跟着她。出了城，我感觉身上一凉，眼前一暗，发觉我们已到了两株古柏之下。古柏果然雄奇，浓密的树冠不似枝叶，倒像墨色岩层悬在天空。树干狰狞而倔傲，拔地冲天，有一种神话感。小沙河淙淙地流来，穿过柳树林，在古柏前分割出两个小沙洲。因为河水冲走了一些泥沙，古柏的很多树根暴出地面，如老人痉挛的筋骨，又似两只巨大的章鱼。坐在这些纵横交错的老树根上，听水声，观大木，自觉渺小。久坐之后，想必会悟出一些人生道理。

我很惊异，不知四姐为什么把我们引来这里，为什么这样准确地猜透了我的意愿。回头一看，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去了远远的一边，平静无事的模样，佝偻着背脊采集野菜，只有发髻和背脊偶尔浮出草浪。

她一定是有来历的，但她从来不说。看着她一次次趴在地上擦拭地板，我想一定有很多秘密，已被她擦进黄澄澄的木纹了。

我们碰上政治运动，闹腾了两三年。农民代表奉命进驻农场时，抓了好些人，批斗了好些人。本地人把“捆”称为“”，而且“”术极高。一片“起来”的吆喝中，一根细细麻绳，就可以得你天旋地转日月无光。我甚至曾经倒挂在梁上，望着眼前摇摇晃晃的土地，感到血往眼球和鼻窦压了下来。我看见门窗都倒置，看见旁人都变得下身长上身短，平时不常看见的桌椅底部尘垢也都收入眼中。地面在头顶，于是干湿不匀的泥沙成了云天，弯曲的泥缝成了黑色闪电，一些云母片的亮点成了星光。我这才发现，原来大地与天空同样丰富，只是青年人习惯于看天，平时很少看地。

当然得鸣锣游街，当然得被民兵押着去劳动改造。这一天去锁城担粪，我饿得头重脚轻两眼发花，趁看守人员看别人玩蛇的机会，一把丢掉粪桶，钻入墟场的人流，扑向一家家店铺。我身无分文，想赊一点什么充饥。有几个店老板倒认得我，但他们笑一笑，没把馒头或糕饼递过来。

我来到了四姐的粉店。那里正热闹，门前停了好几担竹木，客人们在桌边谈着广西那边杀人的事，叽叽哇哇不好懂。四姐看见我，先是一愣，嘴呆呆地张开，但很快就哆哆嗦嗦端来两碗米粉，似乎一眼看出了我的来意。

我的右腕已经捆出伤痕，怎么也拗不过来，只得用左手扶筷子，因此吃得很慢，汗也冒出来了。我希望有风，正想着背上就凉了，回头一看，是四姐在我身后摇着蒲扇。

咽完最后一口，我回过头，发现身后已没有人，只有一条蜷伏在桌下的狗。

这是一个好机会，趁四姐不在，我可以拔腿就走逃之夭夭。但我走出门走了一段，又觉得惭愧不安。待我返身回到店里，四姐已经回来了，正指点邻家一位女子如何刺绣。她不紧不慢，咕嘟几个字，停顿下来，再咕嘟几个字。

“四姐……”

她手捏几缕彩线，看了我一眼。

“四姐，对不起……”

她淡淡地说：“你丢下什么东西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

“不要紧，不要紧。”

“你相信我，我以后会还你……”

“你刚才已经给钱了么。”

“什么？不，我没有。”

“你看这娃！你自己记错了。”

她似乎不愿与我纠缠，回头又去与女子谈刺绣。事后我回想起来，她对待一切都是淡淡的。假如我再去她那里，她还会让我吃饱，会给我扇风，也不计较钱粮，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过于热情，没有必要多说。

我有点手足无措，悻悻地出了门。

我看见看押人员大步冲我而来，吃了一惊，但定睛细看，才发现对方不是看押人员，只是面目相似的另一位陌生人。我慢慢发现，这个小镇上的很多人都面貌相近，几种常见的脸型屈指可数，隐约显示出本地人的血统脉络。只有四姐的小圆脸别具一格，尤其是那种细腻的肌肤和匀称和谐的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异数。

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我们就骨架粗硬，喉结突出，进入了中年。当年的知青大多已经回城，营生和兴趣各各有别。每逢聚在一起，最能维持气氛的话题还是谈球赛，谈小孩，谈往事。于是我们偶尔会说到锁城，说到当年的猪血摊子、酒糟担子以及粽叶粑粑。有人也提到了四姐——我都差点把她忘了。

不知是谁提供了一些传说。有人说她原是省里一位名门中医的遗孀，战乱之年，流落异乡，就定居在锁城了。有人说她是多年前土匪从客船上劫下来的一位丫鬟，后来由政府搭救，就地安置，一直在锁城自食其力。还有一种说法较为详细，也十分怪诞：说她原是省城里的一位青楼名妓，多与大户人家的公子哥们交往。有一回，一个据说得了“花痴”的银匠慕名而来，出钱贿赂鸨婆，求见她一面。她哪里看得上一个银匠？听说此事以后随意开了个玩笑，说那人要见也可以，得弄干净身子再来。不料那银匠把此话当真，立刻求医割势，几乎丧命。她为此深为震动，说世上男子多是淫而无情的禽兽，惟有这银匠情而不淫，真丈夫也。从此她竟弃绝风尘，随银匠去了广西。直到银匠病故，她还是立志守节，为了反抗夫家人逼她再嫁，便隐姓埋名来到锁城谋生。

这种说法未见得真实，和其他几种说法一样，似可信也不足信。套在四姐的头上，都只是有点像而已。

前不久，我又去看望了分别多年的锁城。官道还在，但很多卵石已脱落空缺，使路面一截截中断，石头小河快要干涸了。城墙早已无影无踪，大概是在风雨之下逐渐垮塌，只是建在墙基上的房屋，比其他房屋要明显高出一截，隐约勾勒出当年城墙的轮廓。四姐的小粉店也不见了，被供销商场一大片红砖水泥楼房取代。只是墟场仍像当年那样热闹，甚至更加热闹——许多杂货摊贩冒了出来，给小镇增添了鲜艳色彩。一些后生把钢丝行军床打开，就成了简便的货摊。运动衫、牛仔裤、折叠伞、电子手表以及太阳镜等等，一直摇晃到顾客的鼻子前。小贩们说着一种不太难懂的本地官话，蓄长发，戴手表，着装时尚，脸色黑里透红，有一种审度和挑剔外地人的自信。有点奇怪的是，这里一串串牵手来往的少女，身段高多了，也漂亮多了，与她们的上一代大不相同。这种人种演化的现象在周围四乡并不多见，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问几位后生小贩，知不知道以前这里有个粉店？知不知道一位叫四姐的阿婆？她现在怎么样？……他们眼中透出茫然，互相打听了一下，摇摇头。

四姐死了吗？算起来她现在年过古稀，是可能死了，可以死了。当然也有其他可能，比方被一个海外归来的亲人接到城里去了什么的，这类事眼下都不足为奇。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她。

我心里空落落的，接着又问了一句：“你们知道这里来过知识青年吗？”

“知道的。”

“知道知青是些什么人？”

“不，不大知道。”

他们说，知青就是知青么，知青来过这里吧？知青是些城里人吧？是些犯了错误的城里人吧？是些神经有毛病的城里人吧？好像他们在草地上搭了几个棚棚子。至于还干了些什么，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就不大清楚了。从他们尽力回忆的眼神中，以及互相启发互相提醒的神态中，我感到他们似乎在说一个远古暧昧不明的神话。

自然，除了几个“棚棚子”，往事是很容易被忘记的。

我在那些久违的肉案前站定。一切都变了，只有它们还是老样子，污黑油亮，雄威凛凛，横霸一街，不可一世。只有细看，才会发现多了几架砍穿了底的肉案，多了几架案面凹陷得更深的肉案。也许被鲜血浸染过的东西，才有这般结实，才熬得过悠长岁月。我记得以前这里多雨，血水常流下案脚，流入泥泞。有些打鱼人常来肉案前讨些猪血，据说鱼网在猪血里多浸泡，鱼网就更逗鱼虾，也更经久耐用。

1985年11月

(最初发表于1985年《湖南文学》，后收入小说集《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