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房里的饭钵一天比一天少，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悬案不早点查实，意味着头头们还要多开好些会，意味着伙房里可能停工或半停工，大米就不能及时转化为米饭，更不能转化为汗水、粪尿以及皱纹白发等值得尊敬的东西。这个问题实在令人面面相觑。照场长的分析，不是严而不重，不是重而不严，而是万分严重——说得大家都惧怕起来。

首先值得猜疑的当然是后生们。他们被迫天天晚上开会，在场长的神威之下装得乖头乖脑，搔挠着腿上那些鲜血淋漓的虫咬疤痕。其实，别看他们这个熊样，谁能担保他们在怨气冲冲的时候，不会摔几个钵子以暗中报复领导？不会砸几个钵子以发泄他们对咸菜汤和老丝瓜的不满？这样的事情以前就发生过。每次水塘放干水以后，塘泥中露出的一些钵子就是证明。不过，最近场长派员暗暗调查，暂时还没有大不了的发现。

钵子还是一天天少去了，蒸箱里那一角空缺还在逐日扩大，以致这天完全空去了一层蒸箱，有几个迟到者就没吃上饭。食堂管理员说，前不久刚买来一百个钵子，怎么就被你们吃到肚子里去了？照这样下去，保不准门窗桌椅也会被吃光吧？于是，场长一发脾气，我们又对各个寝室进行搜查。待人们出工下地之后，我们踢开那些破门，在床板下、墙角里、楼板上、蚊帐后这样一些隐秘的地方，搜出了队长私藏的花生种，小会计私藏的铁丝和扳手，如此等等。我们还发现平时特立独行的某个家伙，也写了讨好领导的告密信；花容月貌的某位婆娘，居然也有臭烘烘的被褥……我们直搜得世间万相都令人惊心的复杂之后，还是没找到要命的钵子。

“干脆，找几筒树来，挖一些洞洞，让他们拿筷子去戳。”我这样说，并不是无视人类的尊严，只是有次确实看见某农家开饭，只是摆出一张条凳，上面有剜出来的一排凹陷窝窝，权当是碗，让孩子们围在那里争汤抢菜。

勤保说：“鬼话，那不像喂猪？”

在他看来，喂猪与喂人还是有区别的。其实，我在猪场干过，现在又在食堂里干，都是在大木盆里嗒嗒嗒地剁菜，剁得盆底浮起一层白白的木渣。有多大的区别？

我也有些教养了，“不能让场里再买批钵子来吗？”

“根痞子得了肺结核。”他说。

“我是说钵子。明日还要添一桌木匠，还有干部来开现场会。我拿什么蒸饭？”

“我说了，不行的，根痞子得了肺结核。”

他答得毫不迟疑。我费力地思索了一阵，还是没弄清根痞子的肺结核与我们买钵子有什么确定无疑的条件关系。

当然，我自觉无知，不便再吭声。我得记住，勤保是我们的民兵排长，每天早上出操时有雄威凛凛的目光和口令，一声“立正——向右看齐”，嘴唇把鼻子一挤，就挤出他痛苦的模样，这足使我现在闭嘴。

勤保又在工区里里外外巡视了一遍，瞄瞄门闩，瞅瞅木梁，看看柴堆，把灶台锅铲略加研究，不时掏出笔记本记下几个字，若有所思而又高深莫测地点点头。他这种沉着冷静以及那个笔记本，使我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是一天少一个么?”他核对笔记。

“嗯啦。”

“好，依靠群众，抓住本质，这个问题总会解决的。”

他结束了调查，似乎觉得后面这句话太公文化，突然眼珠一转，羞涩地笑了笑，上身别别扭扭地倾过来，与我拉拉手告别——其实他的腿如果不绷得那么僵，随便跨前半步，就不会弄得气氛如此紧张。再说就几个熟人，一握手，握得我酸酸的，真想大笑一番。

四天过去了。所谓四天，意味着我四次在床上磨牙，四次蹲厕所细看眼前的尿渍和蛆虫，十二次蹲在灶台下狼吞虎咽地吃饭，几十次隔着小窗口与进餐者为菜的多少和油的多少愤愤争吵，如此而已。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神秘，只是匀匀地带来一些劳累和休息、饮食和排泄，可以毫不费心地预测和安排。我从不把时光流逝看得意义重大。

总之，被叫作四天的这一堆事情过去了，场里的窃钵之谜仍未解开。场长有些心烦，到我们伙房里骂了几次娘，还说要请高人“照油碗”——这是一种小法术。谁家失窃，无需告官报警，只要请来龙家滩的三阿婆，酬谢她一碗米，请她抽两筒水烟，她就可以口中念念有词，对一碗清油仔细观察，然后明察秋毫地道出窃犯所在的方向和大致模样。去年罗家坊有人偷谷，据说就是被一个油碗照得真相大白。

三阿婆被接来了，关在场长房里约个把时辰，又扛着一包米颠颠地走了，还粗鲁地捏下了一把鼻涕。从场长阴阴的脸色看来，成效不是十分显著。

勤保对此事有些不满，到我房里呆坐了好一阵，坐得我心神不安。“这不是迷信么？”

我知道他是指照油碗的事。我说当然，不过乡下人就是这样子。

“还是城里人觉悟高。我在天津的时候，工人天天都要政治学习的。他们送给我的毛主席像章，这么大一个。”他两手比画出碗口大的圆圈。

“部队里更不是这个鬼样子。我们那时候背毛主席著作，每天背一页，一年下来就背一本，理论水平好高啊。宿舍里的脸盆和口杯都整整齐齐，放成一条线。走正步，腿绷得要抽筋，手要甩到第二粒扣子。”他又给我示范，让我明白什么是正步，如何才谓之半握拳。

勤保最喜欢谈部队，当然是由于他当过两年兵，到过青岛和天津这样的大地方。大地方离我们这儿很远。大地方的人是不是天天走正步？是不是成天都戴着碗口大的像章然后背诵领袖著作？是不是就不偷食堂里的饭钵？……这都是颇费猜测和研究的。反正到过大地方的勤保，平常走路目不斜视，习惯把手甩起来，让旁人无不愕然和肃然。好在我们见惯了，也就觉得日子本来可以这样过下去。

他不似常人的地方还多，比方爱好文件，为了一个民兵早操，就弄出了很多规划、通知、决定，用小铁夹咬住，挂在他蚊帐边的土墙上，外加一份红头的“病虫战报”和过时的“林业通讯”——尽管纸片已经枯黄，却还是使客人进门时都怯怯地瞥上一眼，觉得这里很现代，很文明。他还十分爱好文具，再缺钱花，红铅笔、黑铅笔、红墨水、蓝墨水、一个锈迹斑斑的订书机，外加直的弯的各种针，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充满着办公室的气息，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有一次我向他借一根大头针来挑刺，他嘟嘟哝哝再三叮嘱，要我用完后一定归还，说得我挑刺时心神不定，竟把那根竹刺越挑越深。

有了这么多珍奇的文具，自然要做出些不凡的事情。每天夜里，女职工都在紧闭的房门后笑闹，男职工的寝室里也浪笑滚滚，咸味十足，一听就知道没什么正经。这时候的勤保必定羞得走投无路，只是躲在自己的房间，油灯下埋头写着什么。我瞥过一眼，发现他只是抄抄报纸标题。另一次则发现他在写自己的姓名，不断地描来描去，在黑烟滚滚的柴油灯下，把自己描得姿态万千，百般潇洒，厚重，高雅。他说，他打算半年学好艺术字，半年学会打算盘，半年学会吹口琴——为此他真的买来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入那个念惯了社论和嚼惯了酸菜的血红色大嘴巴，把上下两片皮肉搓扯得一下歪到这边，一下歪到那边。

我发现他老了，脑门上竟有了几道抬头纹。

“喂，睡吧。”

“你睡得这么早？”他瞪大眼，“你也应该加强学习，不学习哪能有进步？不学习哪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你的字已经够好的啦。”

“不行，还不行。曹会计那手钢笔字写得好，一勾，勾得特有劲。”

我的联想似有些可耻：“听说曹会计的满妹子对你有些意思？”

他脸发红，扑哧一笑，像被谁搔了什么痒处，一身都骚动跳跃：“你这个鬼……”

“怕什么，写封信给她。你有的是纸。”

他尽力咬紧牙关，吞下闷闷的笑声，又良家妇女般地忸怩不安和羞态可掬，谴责着我的丑恶思想：“没想到，咯咯，没想到你这样，咯咯咯——痞！”

说完转过脸去望墙，半天没回头。

我自然无话可说，以后再也不敢开此类玩笑。我怕他咯咯咯地望墙，咯咯咯地腰身旋来旋去，也会把我启发得忸怩起来。

我还是只能同他谈谈钵子一类的公事。这天，破案的事总算有了些眉目。因为伙房里有了一大堆白萝卜，又因为白萝卜是利尿的食品，大家吃了白萝卜以后晚上都频频上厕所，所以破案的事有了眉目。有个人半夜里哆哆嗦嗦丢完尿，正准备回到房间去，忽然发现场部门前的老樟树下有个鬼鬼祟祟的黑影，不觉一惊，决计看个究竟。他只见那黑影在树干上抹了一掌，走向伙房，熟练地把一扇门端了下来，进去忙碌片刻，取出一个饭钵，又将那扇门恢复原状，再提一把钯头，从容不迫上了山坡。那黑影一路上咕咕哝哝地自语，到了坡上，掘出一坑，把钵子埋了，叹一口长气，踉踉跄跄地回房间睡觉。尾随者看得自己毛发倒竖，总算从那黑影的步态，认出了对方是何人。

第二天，场长听到了这个重要汇报，却不相信，带人到山坡上，按照举报人指定的位置，七手八脚开挖，竟真的挖出大堆饭钵，数了数，足有一百八十一。场长这才骂了一声娘，没话说了。

勤保被召到场长房里去了。这消息使众人十分惊讶。我们来到场长紧闭的房门前，憋住鼻息，放轻脚步，假意在那里修整粪桶，假意在那里看黑板报，想听听门内的动静。不料那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到最后，门终于开了，勤保咳了一声，侧着身子从门里轻轻闪出，小心翼翼地把门带关。他神情如常地整整衣领，如同刚参加了一个干部会，说了声：“建国，我的灰箢呢？”他寻来自己的工具，啪啪几下敲落箢底的泥块，一肩挑起四包化肥，腮帮的肉棱子一隆一隆，就上地出工去了。他毫无惊慌呀、悲屈呀、忏悔呀一类能引人兴趣的东西，居心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较为逊色。

我觉得他有点可怜，百思不解地问：“勤保，你晚上埋钵子干什么？”

“我有神经病。”

我吓了一跳，差点一菜刀切破指头。

“我确实有神经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

他的神色显得有些悲壮，抿住嘴唇，一会儿望望屋梁，一会儿又望望我，坚强地微微一笑，好像示意我不必为他忧愁。停停，又挺胸缩腹地深呼吸两次，两手互相折扭，吞吞吐吐地说：“其实都是我爹……造下的孽。”

“与你父亲有什么关系？”

“我爹原来在窑场学徒，也埋过钵子……”

我后来才听明白，他是说他家以前太穷，父亲在窑场打工，靠偷钵子多卖几个钱，后来被窑老板当贼打死了。那么他现在的梦游，不过是父亲的魂魄附体，不是他的本愿。

“你……能借给我钱么？”停了停，他又说。

“干什么？”

“我要吃药，还要安我爹的魂，都需要钱。”

我表示可以为他想想办法，但话没说完，发现他脸红了，一个劲递眼色，示意我赶快住嘴，最后竟惊慌万分不顾一切地逃走。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时有几条汉子正吆吆喝喝送萝卜到伙房里来，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借钱的事不宜张扬。

他越是面子薄，大家倒越愿意拿他说事。有个叫四老倌的农民，发现自己的一个斗笠不翼而飞，认定是他偷去埋了，追问他埋在何处。勤保不吭声，只是怒目相向，然后啃他那一份红薯。还有些人发现自己丢失了的套鞋、弯刀、餐票、短裤，也都疑惑是不是勤保所为，都去山坡上挖呀挖，挖得满场不宁。有个后生嘴里无味，又编排出一个故事，说有一天晚上他看见勤保手提菜刀，摸进一间间寝室，把一颗颗熟睡的脑袋摸来摸去，口里还自言自语：“这个没熟。”“这个也没熟。”嘿，那不把众人的脑袋当西瓜了吗？要是他觉得哪个西瓜熟了，岂不会挥手一刀？……这一说，听者都面如土色，赶紧加固自己的门。据说曹会计的妹子更是整夜失眠，心里悬悬地不敢熄灯。

在众人警觉目光的包围中，勤保的五短身材还是常闪进伙房来。他小心地捧着一个小搪瓷罐，内装一只麻雀，或是一块猪脑髓，将其悄悄塞于蒸箱的一角——据说这是遵医嘱吃了补脑的。他依然有庄重自强之态，腰板挺得很直，双肩微微向上耸，常在你不留意的一瞬间朝两边扫一眼，观察着世间动静。他的嘴皮起泡，有干干的一层白花，双唇总是紧紧收抿，似乎有句足以使万民震慑的伟大宣言随时可能脱口而出，他只是暂时不屑松动双唇罢了。

又过去了好些天。所谓好些天，意味着我好多次在床上磨牙，好多次蹲厕所细看眼前的尿渍和蛆虫，好多次蹲在灶台下狼吞虎咽地吃饭，好多次隔着小窗口与进餐者为菜的多少和油的多少愤愤争吵，如此而已。我说过，时间对于我来说绝没有什么神秘。总之，被叫作好些天的这一堆事情过去了，我清理饭票回笼，发现勤保赊欠得太多，便去催他想个法子。他再拿军鞋或军帽来抵账，我也不能同意了。

我在猪场后的水塘边找到他，发现他衣着齐整，呆呆地望着远方一片月色。我感到他的神情有点异样，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边是一片刚刚翻过的荒坡，隐隐散发出热热的土腥味。每一颗土砾，每一截草根，都被镀上了银光。月亮变得又小又白，溶溶地浸在蓝色的雾里。天地间突然一黑，是一只大鸟在月与我之间掠过，巨大鸟影把塘基、跳板、柳树、荒地一路抹了过去。那边的荒坡太空阔了，太宁静了，使我突生一种暗暗的惶恐。

勤保朝我咧开嘴，像是笑。“你说，上次解放军拉练，为什么要拉到我们这里？”

“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是：上次解放军拉练，为什么要拉到我们这里？为什么？”

“你说是为什么呢？”

“我还要问你：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放电影？”

“我……不晓得。”

他冷笑了一声，突然激动起来：“这还不晓得吗？这是有战略意图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你看吧，解放军都来了，坦克大炮已经打过长江了，一切反动派还能顽抗多久？你同意不同意我这个看法？”

完了，他已经不是勤保。前不久确有军队拉练经过我们这里，披着伪装网的军车曾挤满土坪，还闯到茶地上。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需要我来同意或不同意？我已经发现他眼光里的呆滞——那里太白、太枯、太散，如同已是一片沙漠，不再有光泽和鲜润。大概他梦游时一次次盯着饭钵，就是这种目光吧？

我吓得扭头就跑。

后来听人说，他确实是疯了。那天大家四处寻找，到半夜才把他找回来。场长对他劈头淋了半盆牛血，打了他两个大耳光，没见效，只好把他送医院。

一晃好些年没有再见到他，甚至都差点把他忘了。前不久，我偶得机会返回旧地一游，刚下公共汽车，就听见有人大声叫我。回头一看，不见熟人，只见人群中有一胖大妇人闯过来，盯住我哈哈大笑：“不认识了吧？我爹就是曹会计啊。”

我哦了一声，实在无法把胖妇人同以前那个瘦丫头联系起来。

她抓住我的双手，拥来一股奶香，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又拉着我一起去买红糖，买猪肉，买粉丝，不管旁人如何打量和议论，不由分说要我去她家玩玩，并夺过我的行包，交给旁边一位教师模样的汉子——当然是她的男人。

她家里果然值得来看看。虽是土屋，却一律西式家具，并有洋的或古的各种明星女伶画片张贴于墙。电扇也啪的一下给打开了，虽然实在没有必要——她似乎执意把我吹得非羡慕起来不可。她刚让我喝下了姜盐茶和糖茶，又压着我大喝蛋花茶，似乎执意要让我吃得非拉肚子不可。

“你眼下干些什么？”我问。

“堂客们没文化，二百五，能干些什么啊？还不是在窑厂里玩泥巴坨？”

“你娃崽还小，何不留在家照看照看？”

“我老黄也这样讲，说不靠这几个钱。不过在家里有什么味？在厂里热闹，堂客们在一起，嘻嘻哈哈，什么痞话都敢说，最快活了。”

她哈哈大笑，脸上放射出红光，用滴着水的手擦擦嘴角，有点不好意思。

我从她嘴里知道了一些旧友的情况，最后终于想起了勤保。

“你是说勤跛子？”

“勤跛子？”

“他摔伤了一条腿，你不晓得啊？”

“不晓得。”

她正在洗一大盆衣服，胖手一伸直，手背上就挤出一排小肉窝，两条手臂被冷水浸得白里透红。勤保当年也许就是想念这双手的，但这双手终于在洗刷另一个男人的袜子了。而且她谈起勤保的口气，大大方方，毫不忸怩和躲闪，如同谈起一个陌生人。我不由得感到，时光确实流逝很多了。

她告诉我：勤跛子的几丘田还做得蛮好，疯病也治好了，只是间或还有点神游——他虽然不再偷钵子和埋钵子，但经常夜里下床出门，潜入镇上那个窑厂，把客户订购的骨灰坛子一个个竖起来，列成整齐的行列，逐个摸一摸，拍一拍，然后大呼口令：“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如此等等。有时，他还冲着那一排排鬼头鬼脑的坛子，背着手大作政治报告，大概内容是同志们辛苦了，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将来会更好。但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加强战备，刻苦练兵，站在家门口，放眼全世界，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每次作完这样的报告，他溜回家睡觉，而且第二天一切如常，一跛一跛地去挑粪或犁田，根本不记得夜里发生过的事。他的邻居们说，他只是要过一过嘴里的瘾，那就随他去，只要夜里不提着菜刀出门就行。

我想起勤保当年是经常给民兵作这种报告的，不过那时是白天作，而现在轮到他晚上来作了，在梦中来作了。

我也渐渐入梦。一床新被子散发着棉纱的清香，又大又沉，门板一样压得我冒汗。我踢打着被子，翻了个身，清醒地感到睡意在我体内生长起来。我看见树影摇动，明月出山，只是怯怯地想：这不会是梦境吧？

1985年12月

(最初发表于1987年《天津文学》，后收入小说集《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