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律师同志：

我是一位非常不幸的青年，现在以十二万分迫切的心情，呼吁社会各界正直之士给我以援救。我是××省××县×××乡人，表现一贯良好，一九七八年考入地区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第二年八月被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的罪名错误地予以逮捕，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三年。学校当然也取消了我的学籍，剥夺了我继续为四个现代化学习的机会。此案纯属冤假错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发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不禁要悲愤地向苍天呼喊：法律何在？公理何在？

我从小就立志成为文学家和科学家，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点贡献，因此一直刻苦学习奋发有为。可是在十年动乱当中，这如同犯了弥天大罪。我被扣上了“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读书做官”等一系列大帽子，受到了罄竹难书的打击。比如，像我这样德才兼优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完全有把握也完全应该被招入重点大学。然而，在当时这成了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眼泪往肚里吞，默默忍受着这命运的磨难，同那些地主富农的子弟一样，只能回乡拿起锄头扁担从事农业劳动。

回队后，我把一个新时代青年应有的远大志向深深藏在心底，一面努力参加生产，一面抓紧业余时间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决不让宝贵的青春时光白白流逝。我爱好哲学，爱好历史学，爱好心理学，爱好电影美学，爱好中国古代文化。客观地说，我是比较聪明的，天赋无可怀疑，加上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我很快就学会了油画和国画，学会了拉胡琴和下象棋，学会了写格律诗词。您要是不信，我下次寄一首《蝶恋花》和一首《声声慢》来请您哂阅指教，相信会得您的击节赞赏。我还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青春岁月》，其姊妹篇也构思好了。我想通过小说来歌颂光辉的时代和美丽的祖国，歌颂勤劳勇敢的人民，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小说的封面我已经设计好，用的是风景油画。至于书名，我本想请伟大的文学家巴金先生惠书，考虑到他很忙，曹禺或者叶圣陶题字也可以考虑。当然，我自己的书法也不错。您要是不信，我下次写一副对联送给您，一定不会辱没您的门庭。但令人愤恨的是，当时的大队干部根本没有伯乐的精神，根本不重视知识和人才，只顾牟取私利，拉帮结派，吃吃喝喝。我把长篇小说送给他们看，他们竟横加嘲笑，还借口我无故旷工，扣了我的口粮谷。

我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成为他们嘲笑的材料。比方我爱用牙膏、香皂、手帕、围巾，还天生有点小胡子。他们就骂我不洋不土，骂我是“假相公”，甚至骂我“小官迷”。我真不明白：难道像他们那样不文明不卫生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平时出工少一点，劳力也不怎么强，人家说我瘦，弱不禁风，手杆像柴禾棍，这也许是实情。但是值得商榷值得质疑的是：难道只有从事农业才是为国家做贡献吗？难道农业不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吗？

没有爱情的温暖，没有事业的成功与欢乐，我当时苦闷万分，常常睡不成眠，食不甘味，望着窗外的枯藤老树昏鸦，一望就是呆呆的半天。父母当然是不理解我的，见我瘦了，见我不快活，很是着急，天天为我找鸡蛋，找补药，还找大队干部说情，说我不是做田的料子，请求干部同意我去学漆匠或者学裁缝。说实话，那些行当我肯定可以学会，但学了有什么价值呢？我们队上有个漆匠手艺远近有名，但还没娶上妻子，有时候还哮喘咳嗽。我不能走他的路！找死我也不能!我要继续奋斗！

高玉宝，高尔基，还有杰克·伦敦，都是我奋斗的榜样。一九七五年春，我写信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向他们请教一些文学艺术的问题，并恳请借阅或购买一套课本，然而我遭到了冷冰冰的拒绝。后来，我又给北京和上海的广播电台写信，向他们要求购买一些文学名著，并希望他们在我地建立一个青年文学创作组，一个文学创作基地，但我居然只收到他们一张节目安排表！一九七七年，我听说省里有个图书馆，读者凭介绍信和交一元钱可以得到借书证。我就去找大队长开介绍信。他当然不会开的，因为他担心我的地位会超过他，而且会成为他儿子的情敌，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屈服，还是到了省城。我可以肯定，大队干部暗下毒手，打电话向省图书馆说了我的坏话，因为图书馆对我简直是横蛮无礼。我要求见馆里的负责同志，他们不让见。我要得到借书证，他们说借书证暂时只能在省城范围发放。我说我虽是个普普通通的卑贱者，但确实有很重要的工作，还拿出那部长篇小说请他们过目。他们毫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借口没时间，把我随随便便打发，以致当天晚上我走投无路，蜷缩在车站的排椅上整整冻了一晚。尊敬的律师同志，您已经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吧？你已经有了到处得到微笑和喝彩的出头之日吧？如果您也是自学成才的，我相信您也有过我这样类似的经历。

我相信您能够理解我。

一九七八年，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在我自己的努力之下，我终于告别了基建队，成为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代的大学生(正式考上去的)，也是我们村惟一的大学生。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我无限感激党中央。为了早日成才，我日以继夜，废寝忘餐，含辛茹苦，潜心钻研。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因千古奇冤而锒铛入狱！

事情是这样的。入校以后，我在课余写了些小说和诗歌。我写作态度非常严谨，加上有胃痛的毛病，一般来说写得很慢，一天下来也只能写万把字，一个学期下来也就是写一个长篇十几个中篇。我借鉴了托尔斯泰、高尔基、曹雪芹、莫泊桑的很多手法，大部分还是比较成功的(关于这些作品具体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免得耗费您宝贵的时间)。但我把作品寄给了省里的文学刊物，收到的只有一封封退稿信。我估计他们不明白我的身份，于是请学校领导给我出示了身份证明，证明我不是社会渣滓，是真正考进来的正牌大学生(不是所谓工农兵学员)，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不料，这番努力仍没有效果。

我并不气馁。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所谓编辑部不过是贸易部，没有商人手段休想发表作品。我找到编辑部去拜见主编，还带去一大包罐头，请主编分送给每一位编辑老师——我知道这种做法不大好，但客观环境使我不得不如此啊！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对我道貌岸然，不但把礼品拒之门外，还狠狠批评我一顿。尊敬的律师同志，您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吧，无权无势的平头小百姓，想开后门也摸不到门缝！我们就是割了自己的肉来侍奉权贵，他们也还要挑肥拣瘦！

打击接踵而来。我估计编辑们在思想观艺术观方面还十分陈腐，更无舍身取义济世救国的胆魄，根本不敢发表我那些揭露官僚主义的重磅炸弹式作品，于是改弦易辙，写了些歌颂四个现代化的诗歌，增加了作品的亮色。没料到，我发表在省报上一首诗，被读者指责为抄袭之作，害得我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其实所谓抄袭一说，如果不是出于误会，就一定纯属诬告。艺术创作从来就容许借鉴，借鉴手法，借鉴意境，借鉴个别词语，与抄袭有什么关系？果戈理写过《狂人日记》，鲁迅也写过《狂人日记》，难道我们就可以指责伟大的鲁迅先生是小偷？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面临荆棘重重，只得另找出路。这年夏天，有些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我也知道美国、日本、西欧的科学先进，那里的人才也许会得到重视。于是我向美国写信，请求他们给一个留学名额，然而没有任何回音。我给作家蒋子龙、邓友梅、王蒙等等写信，希望他们能体谅我的心情，向美国方面推荐我，还是没有任何回音。我想到我国很多文学家和科学家，如李四光、苏步青、周培源、钱学森、郭沫若和巴金，都在国外读过书，大部分还是靠自费，我也就产生了自费留学的念头。可没有钱怎么办呢？我非常着急，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偶然的事。

确实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事。也许您不相信，我只得把这事详细地说一下。那一天，我收到了一位老同学的来信；因为衣袋里有这封信，有这两张废纸，所以我觉得在集合登车去参观美术展览之前，上一趟厕所也无妨；又因为我在厕所里多蹲了几分钟，所以我后来发现同学们都被校车拉走了；再因为我发现已经无法赶上校车了，便孤零零地回寝室去，无聊之余随意打开了一位室友的收音机。这就有了后面的一切。在这次纯属好奇的收听中，我听到一家海外的电台说：如果听众有困难，只要给他们写信，他们一定设法解决。这使我心里怦然一动：我不是正缺钱吗？我立即根据这家电台提供的地址，直接向他们发信，请他们帮助我出国留学。为了争取他们的重视，我投其所好，编造了一些谎言，诈称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团体，有纲领有宣言有武器，准备武力推翻中国政府云云。信寄走之后，他们没有理我。后来，我认识我这样做是错误的，万分后悔，就自动终止了。

万万没有想到，我就因为这件极偶然的事，我被公安局逮捕入狱。

我悔恨自己，愿意承认错误。我给海外写信的目的只是为了要钱，为了求学，为了事业发展。我既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又没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果。我长到这么大没有喊过一句反动口号，没损害过国家的一草一木。虽然我当时写信是错的，但并没有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啊！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刑事追究。

我对罪犯从来都是极为痛恨的。其实，真正的反革命犯公安局抓了多少？就拿我们学校来说，鱼龙混杂，真假莫辨，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令人震惊。七七级三班一个同学，不管上什么课都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么？我还亲耳听他鼓吹过萨特和弗洛伊德，这些可疑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七七级二班一个姓万的，成天围着领导转，伪装老实，吹牛拍马，一看领导说话就马上泡茶，一看领导走路就马上打伞，果然很快就入了党，当上了学生干部。据说他还暗地里扬言，十年之内一定要进市委，进省委，进中央政治局。他进去之后会干什么好事？公安局为什么反而对这些人不闻不问？

律师同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法院坚持要给我判刑，我估计他们是对我有偏见，有成见，还多少杂有误会。其实说起来也是非常冤枉，因为预审的时候，我确实身上有些痒，便这里抓一抓，那里挠一挠，可能显得有些不太严肃。其实我完全不是故意的。可他们是否就认定我这是在藐视法律对抗法庭呢？

尊敬的律师同志，我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自学数年，(在基建队的时候，因为找不到一张桌子，我经常到邮电局去读书和写作，还曾靠卖血来换取书籍。想一想吧，这是多么悲惨的经历……一想到这里，我就要掉泪了。请原谅！)我在油灯下就精读过黑格尔、达尔文、鲁迅、巴金等大师的著作，写下了十几本笔记。我从字母都认不全的程度，很快实现了一进大学就取得英语免修权的奇迹。若不是被捕，我的现代文学免修权也该批下来了。我在学校里是班的宣传委员，是国际经济研究学会会员，是春风文学社理事，是电影美学研讨中心的理事，是振兴家乡同乡会的秘书长兼常务理事……等等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轻而易举的。我根正苗红，祖宗三代都是受苦人。我的社会关系也非常良好：姐姐是湘江电机厂(国营)的秘书(正科级)，叔叔和婶婶都是中共党员，表哥还是军队里很重要的后备干部(副团职)。我怎么会反革命？怎么可能反革命？否定一个人，把一个大学生变成劳改犯，就可以这样随便草率吗？

苍天在上，我要以一个公民的名义进行抗议！

我恳求您——一个有良知的律师，挺身而出为我主持公道，救救我！救救国家的人才！我相信您不会高高在上置之度外的，不会对我们这些弱小的生命不屑一顾。请您一定给我回信！！！

恭候

大安

一位身陷囹圄的大学生：G·鹏翔

曾用名：高建良，高贵福

笔名：清漪，飞燕，绿野仙踪，等等

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

(最初发表于1986年《新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