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启蒙运动的落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战争进入毛泽东所说的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初期国共双方之间的亲密友好合作气氛已经不见，随即展开了军事上的摩擦和政治上的争斗。在文化上，为争夺三民主义旗帜，也展开了笔墨之争。到1940年初，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张申府等知识分子提倡的“新启蒙运动”，拥护的人越来越少。

据王元化先生回忆，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文化工作者曾接到通知，要求不再使用新启蒙运动的提法。〔1〕虽然目前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书面材料，但是中国共产党发出这样一个通知是可以理解的。1939年6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并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这一文件规定，“全国上下均应一致遵奉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任何纠纷，皆当依照法令处理”。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与该党党章决议宣言实际活动情形之公布”，而关于“统一战线”、“新阶段”、“拉丁化运动”、“新启蒙运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民主政治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宣传活动，即应取缔。〔2〕还规定，“共党”如办有报章、杂志、书店或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并遵照法令之规定，报章、杂志不得载有违禁之文字或广告，书店不得发售违禁之书籍刊物，违则即行封闭。其他报章、杂志如刊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至出版事业收归国有国营时，“共党”所办之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则一律不许继续存在。

在这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收缩战线，保证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取消概念不明确、也无法在自己有效控制范围内的新启蒙运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时候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重大理论，在文化上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全党都在宣传和研究这一文化主张，不需要将精力分散于吃力不讨好的新启蒙运动。事实上，这时候，就有李平心等人试图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史来对新启蒙运动作盖棺之论了。〔1〕

值得一提的是，托派此时也攻击新启蒙运动。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彭述之（南冠）撰写文章，指责新启蒙运动“不但主张投降布尔乔亚的思想，甚至还企图与旧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五四运动所坚决反对的）妥协调和，然而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布尔乔亚自己所努力干过的工作”，“不过是向一切旧势力旧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因此，他认为，“新启蒙运动家对于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主张和口号，也是开倒车的、反动的。他们口头上都说新启蒙运动是继续和加深五四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和口号却比五四运动时代要倒退得多”。更严厉的是，彭述之指责新启蒙运动属于“被压迫阶级内部”的“虚伪和毒害的思想”，应该“拿来放在‘批评’的光线之下，予以透彻的揭露”。〔2〕

彭述之的批评大概对新启蒙运动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新启蒙运动还是走向了沉寂。标志新启蒙运动落下帷幕的是陈伯达写给张申府的一封公开信。

1940年“五四”前后，张申府给《中苏文化》杂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五四的当年与今日》。在这篇文章中，张申府区别了当今时代与五四时代的三个不同点，指明了五四运动的三个缺欠，并且要求今日继承“五四”的开放和开明的精神。这些都是张申府的一贯观点。张申府“眼见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更加甚了”，为了配合今日的需要，也为了适应世界的潮流，而且推进世界的潮流，他提出了三点努力的方向：一、社会与学术的配应；二、哲学与人生的结合；三、理性与热情的调谐，并且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哲学。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或者说“老一辈”，张申府几乎在每年的五四纪念都有文字发表。但是，他1940年的这篇文章却遭到了陈伯达的公开反驳。

张申府文章发表两个月后，陈伯达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文章虽然采取陈伯达式表面上的客气态度，但是观点却是针锋相对的。陈对张申府的三点主张逐一进行了反驳。

在建立新哲学问题上，张申府认为20世纪世界哲学的主潮是由唯心论而变到实在论，继之而起的是“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与一部分的辩证唯物论”。承继这种传统，张申府主张建立一种新解析哲学（也可以叫做新逻辑经验论），“一方是继逻辑经验而起的，一方也是逻辑经验论与辩证唯物论的结合”。陈伯达不满张申府把辩证唯物论和实在论、逻辑经验论并提，他认为，现在哲学的领域是早属于辩证唯物论的，将来哲学的领域亦不能不属于辩证唯物论。除了辩证唯物论，没有什么新哲学。近代许多所谓新哲学，基本上都不过是陈腐的唯心哲学的花样翻新。他把张申府的主张斥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且实质上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翻版”。

在“学术与社会的配应”问题上，张申府认为“学术思想是进步了，而社会却很少受其影响”，“社会既未能利用学术的进步，未能因社会的进步而受其利；学术的进步也不必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陈伯达认为，“我们学术思想的进步是还赶不上社会的需要，而不是超越社会的需要”。张申府认为，今后努力的方向“应该用学术组织社会，更为社会而组织学术”；而陈伯达认为：“本来没有什么抽象的社会，而学术也不能组织什么社会。”虽然仔细分析起来观点并不完全相对，但是陈伯达是以否定张申府的面目出现的。

在“哲学与人生的结合”问题上，张申府把他建立的哲学称之为“新价值论”，“这种哲学既要直接有益于人生，人生也应以这种哲学为指导。既已有人生理想，庶可达到理想的人生。”陈伯达认为，除了辩证唯物论之外，其他哲学都不是也不能真正和人生相结合，其他哲学并不能了解社会的人生，不能了解历史的人生，它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都是盲目的。

在“理性”问题上，张申府继续宣传“今日需要理性，当然需要极了”，陈伯达虽然并不反对这一点，但他对理性做了和张申府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的内涵，二是理性的功能。陈伯达认为：理性有唯物唯心之分，有新旧之别。新启蒙运动提倡的是新理性，是唯物的理性，就思想和哲学的方法来说，乃是反复古、反神学、反独断、反盲从的意思（这与张申府的观点相似）；就对于我们社会发展所了解的内容来说，乃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理性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对于客观存在的理解。“实质上，就是主张对于客观存在的理解，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对于具体历史的理解”，而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真正达到这样的理性。张申府认为：“没有理性，不但不能成社会建国家。没有理性，更不能过太平或过到太平”；而陈伯达指出，认为理性应该为一切的主宰，这完全是唯心论的说法。理性并不是一切的主宰，存在是第一，而理性却是第二。理性并不能创造出社会或国家，而是一定的社会或国家创造出理性。

在新启蒙运动问题历史作用问题上，陈伯达反对张申府夸大新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的做法，认为新启蒙运动只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绝对不能认为“好像新启蒙运动是代表了一切”。他强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无论如何，思想的解放运动是为着民族的社会的解放运动，而不是民族的社会的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之从属。他还指出：“口号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言辞中颇有对“在口号上辩论不休”的文化运动的种种不屑〔1〕。

应该说陈伯达与张申府一开始就存在理论分歧，尤其是在对理性的理解上〔2〕。但是，陈伯达认为新启蒙运动是一种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他发起这一运动，目的就在于“联合一切理性主义者”，张申府就属于联合对象之列〔3〕。所以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陈伯达一直抱的是求同存异态度，维持着联合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张天各一方，联合战线实际上有名无实，剩下的大概只是一种遗留的合作姿态或者说承诺。现在，陈伯达公开表达了他对理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公开了与张申府的分歧，于是联合的姿态不复存在。这标志着以爱国主义联合战线为特征的新启蒙运动的终结。陈伯达多年后承认，他这一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启蒙运动”告一段落。〔4〕张申府在陈伯达发表公开信后，几乎没有再提及新启蒙运动，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