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以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重新展开一次新文化运动为目的，前后进行了四五年时间，其思想的触角涉及方方面面。跟随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思想脉络，对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内容进行一番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把握新启蒙运动思想的宏富性，而且也便于我们加深对抗战前和抗战初期思想文化界的认识。

在新启蒙运动的讨论过程中，何干之对这一运动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新启蒙运动包括四方面内涵，即：

(一)新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运动；

(二)新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运动；

(三)新启蒙运动是理性运动；

(四)新启蒙运动是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

这一概括，既是何干之总结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讨论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他作为新启蒙运动参与者努力的方向。本章主要围绕这四方面，按照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本身的思想进路，对新启蒙运动的内容进行梳理。力图再现原貌，不做过多评价。

一、       新启蒙运动的理性观

（一）新启蒙运动是理性运动

启蒙运动和提倡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启蒙运动“是一场旨在从权威、迷信和偏见中解放人的理性，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变革运动”〔1〕。对于理性在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恩格斯说得非常生动准确：“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持这种观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抱类似看法。启蒙运动集大成者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研究启蒙运动的著名哲学家卡西勒指出：启蒙运动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批判的时代。〔4〕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启蒙运动“两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进步和理性”〔5〕。理性在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本书分析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亦从理性问题开始。

对于启蒙运动与理性的关系，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论述甚多。

张申府认为：“凡启蒙运动本都是理性运动或开明运动，也可说是思想文化上的成年运动。”〔1〕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2〕他多次指出，“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凡是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尤其在于反封建。也可以说，武断、独断、垄断，都是启蒙运动所必反”。〔3〕

张申府也用理性来规定新启蒙运动的性质。他概括新启蒙运动的内容，首先强调的就是：“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他提出新启蒙运动的“中心点”就是显扬理性而反封建，〔4〕“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应该只是这个运动的消极内容。积极方面应该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5〕。

陈伯达把新启蒙运动中的理性问题理解为提倡“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他声称“我们现在需要组织全民的抵抗，来挽救民族大破灭的危机。我们必须唤起全民族自我的觉醒。所以，我们这里需要自由，需要理性，需要光明需要热，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奋斗，需要集体的力”。〔6〕新启蒙运动作为“思想大解放的运动，批判的运动，同时也即是理性运动”，是一切理性主义者的联盟。〔7〕

何干之赞同张申府、陈伯达对新启蒙运动的理解，并做了适当发挥。他对新启蒙运动的理性特征从积极和消极方面作出解释：说它是“理性运动”，是强调思想的积极面。每个人都要有理性，都应运用思想方法，不应感情用事，常起冲动。想一个问题，做一桩事情，都应该问为什么要这样。不盲从、不迷信、不武断、有理性、有思想、有头脑。说它是“三反运动”，是强调思想的消极面，凡有复古、偏见、武断、盲从、迷信、因袭这一类非理性的“思想”，都要在理性的审判台下被看做不合理的东西。对于一切，都要重新估量它的价值，还它的本来面目。说它是“自由的思想”，是强调人们要活泼地思想。每个人都应有思想，对人对事都应批判，自己也有勇气接受人的批判。我们为什么要求和平统一？为什么要求实现民主政治？为什么要兴起新启蒙运动？为什么我要这样不那样？为什么要这样做，不那样做？总之，对于一切“生活”，都应当回答一个“为什么”。〔1〕

正因为理性和理性主义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思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五十年后，冯契先生编写的《哲学大辞典》，将新启蒙运动又称之为“新理性主义运动”〔2〕。

（二）新启蒙运动对“理性”和“理性主义”内涵的理解

那么，什么是理性呢？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对此都有独到的看法。新启蒙运动对理性和理性主义内涵的理解是深刻的。

张申府对理性的鼓吹最为直白，对理性的阐释，其内容最为丰富。

关于理性与“实”。实与理性在张申府那里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实”为中国最好之传统，恰为今日之所最缺。“理性”为维持人类社会向上之必要条件，亦属正义和平民主政治之心理基础。〔3〕因此，他不但在国民参政会上向全国堂而皇之地提出了“拟建议确定‘实’与‘理性’为立国之根本精神，文化政策之主导原则，教育之最后宗旨，为求实现，并积极实施科学教育”的议案，在社会上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

理性与实在二者又是相通的。理性就是明事理，有分际。而根本只在据实循实，有个数目。〔1〕要做到合乎理性，至少应有三点：第一是处事看事，有根有据，作面面观；第二是肯替他人设想，“容许他人”，“重视他人”；第三是能分别，有分寸，不笼统，不过分。张申府认为，真有理性的人必是如实的，必然事实如何、应当如何，便如何处理；必不会任凭私见，放纵感情，或听人牵着鼻子走。“能够实与理性的人，作价值判断，当认好的就是可以实行的；而值就是值，就是适值，有价值就是合适或适宜。这样子当然不会迷信、盲从、武断、独断”，“真有理性的人，一定也是实在的人”〔2〕。

关于理性的方法。启蒙理性主要体现为一种方法，卡西勒指出，18世纪启蒙思想的共同特征，在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即以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理性方法，取代17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方法。18世纪启蒙文化的基本目的，就是捍卫、强化和巩固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启蒙理性首先表现为批判的理性。〔3〕张申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理性的第一要点是说话做事有根有据。而所谓有根有据，第一在事实，第二在逻辑”〔4〕，“理性的来源，本在于分理。没有分是没有理的。分别，分析，分明，分寸，分量，都是理性的成分。但是真做到理性的人，必不因分而忽全，必不因分遂对一切作机械观”。〔5〕

关于理性与情感。在一般人看来，理性与情感原是相对的概念，张东荪在号召重新发起一场宣扬理性运动的时候，就指出，“由理性的抬头，方可抑制情感的狂潮”〔6〕。而在张申府等人那里，新启蒙运动是一种理性情感合一的运动。理性以及一种以理性为基础为主宰的情感，便是今日应鼓吹推进的新启蒙运动，战时教育，战时生活，所应提倡，所应陶冶，所应践行。〔1〕新启蒙运动，必须教人以理性疏导感情；必须叫人轻生活，重理想。〔2〕在比较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的时候，张申府更是明确宣称：“礼者理也”，“礼必本乎人情；人情既[即]是理性”。在张申府看来，礼不过是把情理加以“条理”，或者说加以调理。因此，他甚至认为，“理”、“礼”和“情”三者是可以统一的。〔3〕张申府明确赞同梁漱溟的观点，认为新启蒙运动的理性乃是中国的理性，乃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比普通所谓理性正多了“有情”一层。〔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理合一”的情况呢？这与张申府对启蒙运动的理解有关，在张申府看来，历史上启蒙运动的特征，可以说就是哲学与人生的结合，而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应该就是今日的哲学与人生、科学与社会的结合。〔5〕

张申府高度重视理性在民主和科学中的基础作用。他断言：“理性是民主政治的心理基础。”〔6〕理性和“实”连在一起、密不可分，而“‘实’与‘理性’又同为科学之根本精神”。〔7〕

除张申府外，陈伯达也是理性主义的提倡者、信仰者。他认为开展新启蒙运动，需要建立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联合阵营：“哲学上理性主义者(即使是唯心论的，还是片面的理性主义，而且内中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有极浓厚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曾是一些较热心、努力，或较倾向于救亡运动的人，而且容易与我们组织一个哲学上的抵抗反礼教的联合阵线，容易与我们共同进行新启蒙运动(不管是否是暂时的)”，他把新启蒙运动称之为“哲学上之救亡民主大联合运动”，是“全国文化人共同的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要联合“一切理性主义者”。〔1〕应当注意的是，在第二章中间，我们提到，陈伯达对理性的理解与张申府是不一致的。

胡绳有专文讨论理性主义，为新启蒙运动联合一切理性主义者的行动辩护。胡绳针对当时文化界所谓新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旗帜是“搞唯心主义”的说法，依据欧洲近代哲学史对之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笛卡儿固然是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发展了其二元论的哲学体系，但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却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把理性主义等同于唯心主义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且，笛卡儿的二元论也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有着充分的斗争性”。理性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它不但不等于“唯心主义”，反而和唯物论在不同的程度上是相结合的，它是与直觉主义、独断主义相对立的。广义的理性主义还包括一部分经验论者，如培根、洛克，他们的哲学作为“英国市民革命时代的产物”，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对于反理性主义的斗争”〔2〕。只有主观感觉论者，如贝克来（今译贝克莱）、修没（今译休谟）的哲学才堕入神秘论、怀疑论、不可知论而“导向反理性主义的倾向”。〔3〕因此，胡绳强调：“只有从历史的发展中间去理解理性主义的意义，才能懂得为什么中国现在需要在理性主义的标识上进行各派哲学的联合。”尽管中国市民阶层的思想绝不会都达到“彻底的新唯物论的立场”，但是，其理性主义的特征对于反封建、反独断、反神秘主义、反迷信，对于民主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建立，都是中国现在所“急需”的。〔4〕

（三）理性启蒙的主要对象在于普通群众

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看来，理性启蒙的对象主要是普通群众。这与他们对思想界的形势判断有关。柳湜指出：今日中国的思想阵线，真的左派并不真的是大多数，真的新式的右派，更是少数的少数，最大多数的是可左可右的老百姓，他们还在封建意识的残梦里。今日中国出现的思想斗争，如果单从数量来说，那只是少数人和少数人的斗争，大多数人并未参加。〔1〕

这种判断代表了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共识，何干之称之为“道破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病根”。他认为，过去在思想阵线中只有对立的两派的斗争，只有最少数与最少数的抗争，而大多数老百姓、大多数国民所过的精神生活与此毫不相干，都还在封建思想的残垒中过着他们的愚昧、盲从、迷信的生活。“我们谈唯物的人生观，老百姓却信天信命，我们研究唯物辩证法，老百姓却迷信《太上感应篇》，我们写《子夜》，老百姓却读《封神榜》。”思想既有这样的差距，而启蒙运动者又放弃了最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于不顾。于是敌人就乘虚而入，利用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做奴役老百姓的有力工具。“我们放走了思想上最主要的敌人，放弃了万千群众，这一思想的不平衡，恐怕是没有伦比的罢。”〔2〕

在新启蒙运动者看来，“启蒙”而未“‘启’大众之‘蒙’”的缺点，在五四运动那里体现得很明显。何干之认为，五四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可说是反对儒教，提倡理性。但是“五四”的反孔教运动，除在少数知识分子中种下革命的种子以外，可说与大多数民众毫不相干。国民革命时代，人们热烈地追求光与热，对于文化思想问题未及深入探索。新社会科学运动时代，热衷于输入新社会科学体系，并且那时有人喊五四时代已死了，所以总觉得反孔教的工作是一件次要又次要的事。何干之慨叹：过去对于贻害无穷的儒学，的确未曾做过一次有力的评判，来一个根本的扬弃。到了现在，中国思想运动显然患着“早熟病”。

因此，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看来，宣扬理性之主要对象是普通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要使四万万同胞过着有文化的，有理性的，光明的，独立的精神生活”〔1〕，“我们现在需要组织全民的抵抗，来挽救民族大破灭的危机。我们必须唤起全民族自我的觉醒。所以，我们这里需要自由，需要理性，需要光明需要热，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奋斗，需要集体的力”。〔2〕新启蒙运动所表现的方式，是思想的大解放。新启蒙运动号召全国同胞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无贵无贱，要摆脱一切传统思想的镣铐，大无畏地从事批判一切。〔3〕

新启蒙运动提倡理性的时刻，正值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新启蒙运动倡导者之所以要重新发起一次新文化运动，其意旨主要还在于唤起一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爱国主义是这场运动不变的依归，培养爱国精神是这场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正是从这种宗旨出发，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才一再强调要把理性和情感综合起来。这种和理性结合的情感主要表现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他们对理性的倡导是和培养民族精神、鼓舞士气分不开的。张申府认为，理性虽应为一切的主宰，但是，只有平静的理性似乎也难发动起来什么。因此，今日不但应该以理性调理感情，也应该“以高亢充实的热情来帮着高明平实的理性发生作用”，他把此举称之为“以非常行常，以偏至来行‘中庸’”〔4〕。他认为，新启蒙运动应该在培养国民道德的两个主要项目——政治操守与民族气节上有所作为。〔1〕这就决定了新启蒙运动在尽可能地发扬理性之下，最要做到两桩事：一、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就是民族的自觉与自信。他声称“这就是今日作新启蒙运动者具体的所最宜努力的”。〔2〕

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之所以为新，不但因它要迎合现时代现阶段的需要，要更深入、更广泛、更批判，也因它除了理性之外，并不忽视以理性为基础的“充实高亢大中至正”的感情。因此于科学教育以外，也要重视“美的教育”。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情绪，更势所必要提倡。〔3〕总之，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提倡理性是为了救国，理性被赋予了功利的目的。

二、新启蒙运动的爱国救亡思想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并没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将爱国主义连结到启蒙运动是何其荒谬的事”〔4〕。但是，爱国主义在新启蒙运动中却占据决定性的位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爱国”和“爱国主义”一词遭到种种误解。新启蒙运动倡导者以爱国主义者自居，公开打出“爱国主义”、“爱国哲学”的旗帜。这是需要勇气的。

（一）新启蒙运动应爱国救亡的要求而提出

陈伯达指出：“启蒙思想不是别的，乃是救中国的思想。”〔5〕艾思奇认为：当前的社会运动既然是广泛的爱国运动，那么，文化上的一切新问题的提出，也必然取着爱国主义的形态，新启蒙运动也必然要与民族解放和国防发生不可分的联系。〔1〕因此，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2〕

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肇因。艾思奇这样分析：新启蒙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民族敌人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国危机的迫切，是由于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敌人要叫我们修改教科书，要叫我们消灭一切爱国的文化运动，敌人仇视我们的一切有关国防的物质科学的设备。敌人所要毁灭的不单只是新的文化，而且也仇视我们旧文化里的有价值的要素，他们设法阻止民间的爱国连环图画的流行，旧戏中有爱国意义的“风波亭”、“走麦城”之类，他们也设法使它不能上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