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不要放弃一切机会去了解实际，要去接近农民、接近工人。你就了解了解农民每天吃什么，他家里是一个什么家庭结构，他一年能挣多少钱，都非常必要。不一定全写到报道里来，但对记者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要与社会密切接触，要建立和工人、农民的情感，这是当一个中国青年报记者很重要的一点。

所谓大报，就是大气。做大气的事情，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为了一社的私利，而是真的为了社会更加地民主、正义、公平、法治、透明。

监督性报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至少在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心目中，这是清楚的，我们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绝对不能把批评作为目的，监督是为了社会形成健康运行的一种机制，所以，舆论监督要有建设性，这是我们衡量的尺度。做新闻不能以抢人眼球为目的，这是宏大关注的道德基础。

作为新闻人，一定要有一种媒体道德感。现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媒体为了竞争，道德缺失甚至道德沦丧。

去年高考的时候，法治社会部记者王俊秀和本报驻天津记者站记者张国去吉林松原采访高考舞弊案。其实，他们在高考开考的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全部成稿了。稿子非常出色，但传回来后，我们做了几次反复，有些主题、角度也在变。我最后决定，当天不发。为什么不发？全国的考生有700多万人，再加上父母亲，加上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几千万人。这些人那几天是提着心的，12年寒窗就这一下。我的孩子也经历过，我知道作为家长是什么心情。如果当晚就发这篇报道，会给第二天还要考试的学生一种冲击，尤其会给吉林的考生、松原地区的考生很大的冲击。他们会想，我这考试还有效吗？因为有大面积的舞弊，我这考试还算不算了？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发，一定会比高考结束再发，阅读率高得多，转载率也高得多，但我们是不道德的。现在，有多少由于丧失媒体道德而出现的假新闻和不负责任的新闻！

所以，我们决定，高考结束后再发。稿子发了以后，非常轰动，当然，我们也受到了一些压力，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我们可以顶住。但对社会的责任感，道德和良知，是我们不能突破的底线。有时候，我们要顶住外部的压力，有时候，也要顶住内部的利益驱动。

当媒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认为，社会利益是前提。媒体如果被利益驱使了，那就危险了。公信力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媒体道德是中国青年报人的生存基础。

第三，我们的报道还要体现本报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身份。

比如法治社会部副主任杨亮庆采访我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标题是《萨科齐太急于求成》，这是中国主流媒体第一次公开批评他。这种批评是中国主流声音。杨亮庆这篇报道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起到主流媒体的作用。当时的背景是中法关系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在网上呼吁抵制家乐福、不买法国货、不去巴黎旅游。我们没有着眼于这种愤青情绪，而是很深刻地批评他的现任总统，而且批评得也有分寸。这就是国家利益、大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