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还有一个涉案者：雇佣司机。这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公安机关随意让诸如雇佣工等非警务人员参与办案。这种行为的责任该如何确定，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对于这种现象，有人一语道破天机：有时候，警察不便亲手刑讯逼供，就指使一些临时工去打人，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惩罚。

“处女嫖娼”索赔案二审已经庭审结束，对结果人们并不乐观。但我们仍然希望，麻旦旦们将来面对的，不只是法律的疏忽、尴尬和缺陷。作为国家主人，麻旦旦们的权利应该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作为麻旦旦们的“公仆”，他们的违法行为理应遭到比常人更严厉的处罚。

记者手记：无奈的匿名

在中国的国家赔偿法历史上，“麻旦旦”三个字注定会成为一个永难抹去的铭刻，而她曾被判赔的74元，也注定会成为国家赔偿制度史上一个永远的耻辱。

一个农家少女，无缘无故地被警察及其雇用的临时工非法强制带到当地派出所，并污其卖淫，用殴打、背铐、恫吓和猥亵等各种下作手段，逼迫她承认卖淫。在逼供23小时不成后，警察居然又以“嫖娼”为由决定对她拘留15天，拘留裁决书还将其性别写成了“男”，时间竟写成一个月后的2月9日。

所幸的是，这个少女用自己的处女膜证明了清白，她在获得自由后，愤然向法庭讨说法，要求警察赔偿其精神损失500万元，最后，法院判公安机关赔偿

74元，这在2001年，是中国职工人均一天的工资。她的名字就叫麻旦旦，时年19岁，陕西省泾阳县蒋路乡人。虽然过去了十年，但麻旦旦的名字，连同她在派出所遭受的屈辱，以及那74元的赔偿额，已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不会磨灭。

10年前的那个夏天，对于很多关注中国法治进程和人权进步的职业新闻人和法律人来说，真是一个差点令人窒息的季节。不为别的原因，就因为麻旦旦处女嫖娼案一个丑闻，已经足以让人感到悲哀。

记得那年7月中下旬，麻旦旦案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麻旦旦本人则因为不服泾阳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至咸阳市中院。

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麻旦旦进行逼供、诱供的警察是否被追究了法律责任，二是麻旦旦受此身心残害，到底应该获赔多少钱？

“我想问那些逼供的警察，让你们家的母亲、妻子或者女儿去受此一遭，你们愿意接受74元的赔偿吗？”

这是麻旦旦案被公开后，当时知名的华文论坛、中国青年报网站“青年话题”上一位网友的悲愤之问。虽然现在无法搜到这个帖子，但我当时为了采写方便，特意抄录下来，至今留存。

8月初的一天，正当社会对此热烈讨论的时候，当时担任中青报法治版主编熊波打电话给我：

“杰人，麻旦旦案件，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批判和挖掘，我们能不能从成因方面作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