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波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因为当时，媒体在持续不断地批评和追究中，确实出现了一种情绪化的苗头，很多人光顾谴责，甚至把话说得很过头，这种迹象在网络上更为明显。在我看来，麻旦旦的遭遇，不仅对她本人，对于国人来说也是一种悲剧。但为什么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为什么人们需要用处女膜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什么警察在办案时为所欲为？只有从制度层面挖掘悲剧的根源，才能避免出现下一个张旦旦、李旦旦、王旦旦……我与熊波商量，决定另辟蹊径，让其他媒体去跟踪新闻的后续消息，而我则着重谈74元赔偿闹剧的根源，并寻找解决的对策。按照定下的方案，我第一站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一位行政法专家。在蓟门桥的法大校园里，这位学者和蔼地接待了我。但当我刚提出要请他就麻旦旦事件发表点看法时，他马上推辞说：“抱歉，我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便过多发言。”

我对他说：“您可以不多发言，但哪怕是对74元的赔偿额作个简单点评也行。”

见我认真，加上又是碍于朋友的面子，这位专家答应点评一二。他从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准谈起，指出74元的赔偿额虽然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却是一种类似于嘲讽的赔偿。

说着说着，这位专家越来越激动，他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用手指使劲敲着办公桌说：“我们的国家赔偿法，与其说是一种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不如说是一种嘲讽。天底下哪有这种赔偿标准的？”

说到激动处，他甚至连粗话都说出来了。他一路骂过，从无良的警察，到呆板的法官，再到虚伪的立法官员，都被他骂了一个遍。

突然间，他戛然而止：“天，杰人，你看我都说到哪了。不是讲好只就赔偿额作简单点评吗？我声明一句，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私人之间的妄语，不能作为报道依据的。”

我微微一笑，告诉这位学者，按照新闻伦理准则，如果他不愿意透露姓名，我会保密的，如果他不愿意我发表其中的某些观点，我也会尊重他的自由与权利。

见我如此认真，这位专家才告诉我，其实，麻旦旦事件，已经被最高层关注，包括立法、司法、公安等机关的头头脑脑当然也很在意。当时内部有人找专家打招呼，如果遇有媒体采访，请尽量为政府辩解，不要批评过多，也不要从人权等角度去解读问题。正是基于这些要求，这位专家郑重向我提出，希望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并为他保密。

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又打了一圈电话，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西南政法的，他们都不约而同表示，接受采访可以，但不能透露他们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