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休所的一位退休老红军戴着老花镜，手里挥动着一叠报纸很气愤地说：“看黄碟和乱抓人，都不对。真没想到，我们当年打下的江山，就被这么瞎胡闹了！”

特别让我注意的是，当地一位农民告诉我，张某看黄碟时所谓“家”的地点，其实张某在当地行医的一个临时诊疗室，房子分为里外两间，平时病友在外间看病聊天消磨时间，张某夫妻则住在后间里。晚上的时候，张某的父亲则睡在外间，其夫妻住里间。

这位农民认为，如果真的是在家看黄碟，警察的管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看黄碟的行为本身没有违反任何禁止性法律条款，所以这种看的行为不违法，警察就不应该去管这事。

我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信息，来到事发地调查了整整10个小时，在此期间，我一直低调地询问，试图了解最真实的全景。

我暗暗告诉自己，要对得起报社领导的信任，要对得起公众对中青报的期许，一定要实事求是把真相报道出来，即便有人基于非理性情绪而幕后攻击我，也在所不惜。

11月5日，我发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份电稿。强调了看黄碟的地点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家”，正因为这个家人来人往较多，所以在这种场合看黄碟，也需要考虑是否存在违法性的问题。

报道当天，我又和宝塔区委、区政府的官员见面，一是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二是指出他们的不适当行为或者不合理之处。

区长祁玉江、宣传部长老雷等人都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警察确实存在法律依据不严谨、执法过程不够规范、事后处置不够理性等问题。

区委、区政府的官员对我开始有了一定的信任，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报道，并没有陷入全国情绪化的海洋中，而是保持了一份淡定和中立，既不为警察说话，也避免无原则地陷入先入为主的心理陷阱。

看到我的报道后，当事人张某一家人很不高兴，认为我在“搅黄”他们的事情，并通过其他媒体朋友警告我，不要再唱“反调”，否则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我没有理会这些警告，在完成了采访后回到北京，准备下一篇稿子。在北京，我了解到，正是我那篇稿子，犹如在一锅滚开的水中加入了一瓢凉水，大家突然开始安静和醒悟了。一位陕西的记者给我发来信息：“看了你的报道，我才恍然大悟，对于此事的细节，我们需要自己去核实，而不是人云亦云。”

让我没想到的是，过完年之后，老樊通知我，叫我再跑一趟延安。他告诉我，有关方面反馈的信息说，延安宝塔区以此事为契机，举一反三，既外塑警察形象，也加强管理和规范，还要做好服务工作。老樊告诉我，应该再去一趟，将这次的报道定位于“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态度”。

我很高兴地再次来到延安，在那里我继续接触事件当事人、知情人和其他有关利害关系人，他们有些人表示，看了中青报此前的报道，觉得是最客观、最冷静、最中立的文章。一位老伯告诉我：“其实这件事让我们当地也很没面子，于是大家开始口头相约，杜绝黄赌毒，从小事做起。”

而在宝塔区的街头巷尾，人们又开始经常看到官员上街扫地。那个曾经事发的万花山派出所，在换了领导之后彻底转变了和服务方式，他们想要的结果就是让百姓认可他们的服务态度。

于是，我再次写下了报道：《从公权侵犯私权到公权为私权服务——宝塔公安分局：舆论监督发挥重要作用》，重点报道了“黄碟事件”之后给当地人们带来的深刻反思和行动落实。

本是在同一件事情上处于完全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就因为我的深入和负责任的报道，大家突然间找到了共同点：加强文明修养、加强政府服务，才是官民互动的目标。

这，是一个多赢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