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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记述的中国“慰安妇”历史2

底线 作者:郑琳 杨亮庆


日本民间调查团反复听取、取证的受害女性,有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等地的12位大娘,还有许多同样经历了战火的老村民。让老人们开口讲述受到性暴力侵害的残酷往事,是如何做到的?

“每次访谈时一定要有家属同行。”石田米子在调查笔记中写道,“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或者女儿、养女、孙女、侄女、姐夫、干亲,坐在一起聊天。随着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从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在访谈时我们谢绝男性亲戚在场。”

在她们的调查采访中,高银娥大娘“记得和她一起被抓的女人的脸,记得她坐在马拉的大板车上被拉走,记得在她的房门外拿着纸牌排队的日本兵,可就是说不出自己是被关在哪里”。

“她们受到过多恐怖和惊吓,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石田女士缩起肩膀,模仿双手颤抖地抱住头的动作,“总是只知道眼前10来米距离的事情。”

“如果要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屈辱的、悲伤的、痛苦的过去,转而想明明白白地活在今天,她们或者他们需要什么契机呢?即使我们对她们说,这是历史调查、社会调查,所以要说出来,也不会得到想要的回答。”石田米子写道。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

大娘们说的最多的词是“糟蹋”

终于,在一次长谈中,高大娘慢慢地对石田米子她们说了出来:“……一到晚上,又是我一个人被带到窑洞里,别的女人都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叫出去糟蹋……”负责整理的志愿者佐藤佳子反复听着录音,记下这一句话。

有无数句这样的控诉,来自不会读写、只说山西盂县方言的大娘们,经历重重交流、翻译,终于变成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白字黑字。这其中,大娘们很少说“强奸”、“轮奸”,她们用的字眼都是“糟蹋”。

现在,我们知道了,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当年相貌清秀,1942年被侵华日军军官“傻队长”从藏身的地窖里拉出来,在自己家里遭受了性暴力侵犯。此后被拉到日军驻地,先后被两人“霸占”。

南二仆中途逃跑过。恼怒的日本兵“苗机”找不到她,就把她当时只有10岁的弟弟南栓成用绳子拴在马鞍上,让马拖着他在村里跑了好几圈,“直到绳子自己断了,刮得肚子到处是血”。躲在菜窖的南二仆听说了,就自己走了出来,再次被掳回去,被“糟蹋”到1945年,才回到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尹玉林大娘虚岁19岁的春节后,侵华日军闯入她家,“糟蹋”了她和姐姐。那天以后,这样受害的日子重复了1年多。尹玉林无法正常给刚出生的婴儿喂奶,只好靠她妈妈嚼碎了胡萝卜喂给孩子……但一年后,孩子还是在土炕上停止了呼吸。

“那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现在想起来就想哭啊……”尹大娘这样说,石田米子记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赵润梅大娘至今清楚记得她“虚岁17岁那年,农历四月初二”。那天早上,她闻声出门,看到隔壁蔡银柱爷爷被刺刀捅入肚子,内脏都流了出来,浑身是血。她吓得双腿发软往家逃,日本兵追入她家,挥刀砍向想要保护她的养父母。母亲脑后被砍了一刀,父亲喉咙被刺刀挑了。就在濒临死亡的养父母面前,两名日本军强暴了未婚的她。后来,她被绑在驴子上,拉到日军据点的窑洞中,度过了“痛苦无法言表”的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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