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娘们提起中日都举国关注的对日本政府诉讼，石田女士她们的调查进入了第三年。

在访谈的最初两年多时间里，她们认识到，在大娘家或者村里的其他民房中，没办法有安静的谈话环境。所以就想了个办法，一般就请她们到太原市逗留几天，在饭店客房对每个人进行长达两三天的详细访谈。

从这一年的第八次来华调查开始，来太原也成了大娘们体力上的一个负担。“而且村里的言论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们本人变得不太在意村里周围人的注视，我们开始在她们自己家、或者西烟镇的李贵明家里访谈。”

“每个人的一生中可能都会有一些非常痛苦、难以启齿的伤痕，她们慢慢说出来的过程，也是渐渐找回自信的过程，慢慢可以抬头挺胸，能够回头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告诉我这一点的，是山西的大娘们。”第十几次来山西的石田米子摘下了防风沙的口罩，把手放在胸口说。

“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帮助她们，我们双方是互相影响、互相改变认识的。大娘在变，我也在变。这样的过程，我们一直陪伴在彼此的身边，我很想对她们说声：谢谢。”

一群用汉语喊“大娘”的日本人

1992年，东京。60多岁的山西省盂县大娘万爱花，在踏上“慰安妇”问题国际公开听证会的讲台四五分钟后，双手还举着，忽然倒了下去。“我当时就在台下，众多国际代表都非常吃惊，赶紧跑过去看。曾被日军施暴的中国女性所受伤害有多深，迄今都铭刻在我心中。”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说。

很多摄像机都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第二天，不少日本报纸刊登了这一画面。这是中国女性在沉默近半个世纪后首次站出来，说出了“一生最痛苦的回忆”，作证“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罪行。

这一次，万爱花大娘还去了日本其他地方作证，讲述苦难的回忆。冈田大学教授石田米子看到了她的照片，听到了她的演讲。当年，她第一次踏上了万爱花家乡的土地。

1992年的日本经济GDP总额是4804921亿日元，中国是26924亿元人民币。当时来到盂县的石田米子等人，骤然面对的是一个黄沙满天的陌生农村。

“我们来的时候是冬天，一点绿色都没有，到处都是这样的岩石，每一样事物都叫我们吃惊。”她朝车窗外飞逝的黄土高原挥挥手，如今光秃秃的荒凉黄色是她的老相识。

那时候农村的人们也尽可能“设宴款待”了她们。石田女士扳着指头，直接用中文来数当时的佳肴：“土豆、红萝卜、玉米……一点肉也没有。”

当然，她们对中国农村的吃住都“完全不习惯”，不过最叫她们吓一大跳的却是另一样——

“厕所！”石田米子一拍掌，掩口笑起来，“两条石头一个坑，低头一看，旁边就养着猪！”

当时跳入这位大学历史学教授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学历史的时候，我看过中国汉朝的画像砖上有厕所外养猪的形象，咦，原来现代20世纪的中国也有！”

令中国青年报记者惊讶的是，即使是不懂中文的日本志愿者，交流中也都一定会说一个汉语词：不是“你好”，不是“谢谢”，也不是“吃饭”，而是“大娘”。

“这是最初来的时候就这么叫了。”1992年第一次到盂县时，石田米子就听到大家喊万爱花“万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