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嵩答道:打你。军吏斩钉截铁地说:放屁!说完自顾自地走开了。薛嵩只好不打那个军吏,转过头去要打那个同去的士兵。那个兵也斩钥‘截铁地回答道:放屁!说完也转身走了。这使薛嵩很是痛苦,他只好问手下的士兵:现在打谁?那些兵一齐指向小妓女的房子,说道:打她!那个小妓女坐在自己家里,隔着纸拉门听外面升帐,听到这里,就连忙抓住麻纱手绢,嘴里嘟囔道:又要打我,真他妈的倒霉!后来她就被拖出去,扔在寨心的地下,然后又坐起来,从嘴里吐出个野李子的核来,问道:打几下?别人说,要打她五卜军棍。她就高叫了起来:太多了!士兵们安慰她道:没关系,反正不真打。说完就把她拖翻在满是青苔的地面上,用藤棍打起来了。虽然薛嵩很重视礼仪,但他总是中途退场,因为他看不下去。这已经不是惩罚人的仪式,成了某种嬉戏。总而言之,自从到了凤凰寨,薛嵩没有杀过一个手下人,他只杀了一个刺客。他也没打过一个手下的人,除了那个小妓女。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从草房里拖出去打一顿,虽然不是真打。这使薛嵩感到自己的军务活动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虐待狂,而且每次都是针对同一个对象。这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后来,有一些人在我门前探头探脑,问我怎么出院了;说完这些话,就一个个地走了。最后,有一个穿蓝布制服、戴蓝布制帽的人走到我房子里来,回避着我的注视,把一份白纸表格放在我桌子上,说道:小王,有空时把这表格再填一填。然后他就溜走了。这个人有点娘娘腔,长了一脸白胡子茬,有点面熟……稍一回忆,就想到今天早上在院子里见过他三四次。他总是溜着墙根走路。但根据我的经验,墙脚比院子中间臭得更厉害。所以这个人大概嗅觉不灵敏。虽然刚刚认识,但我觉得他是我们的领导。我的记忆没有了,直觉却很强烈。由这次直觉的爆发,我还知道了有领导这种角色。你看,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就知道了领导;不管多么苛刻的领导,对此也该满意了……
这份表格已经填过了,是用黑墨水填的,是我的笔迹。但不知为什么还要再填。经过仔细判读,我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这表格给我送回来。在某一栏里,我写下了今年计划完成的三部书稿。其一是《中华冷兵器考》,有人在书名背后用红墨水打了一个问号。其二是《中华男子性器考》,后面有两个红墨水打上的问号。其三是《红线盗盒》(小说),下面被红墨水打了双线,后面还有四个字的评语:“岂有此理!”这说明这样写报告是很不像话的,所以需要重写。但到底为什么这是很不像话的,我还有点不明白。这当然要加重我的焦虑……
有关我的办公室,需要仔细说明一下:这间房子用方砖漫地,但这些砖磨损得很厉害,露出了砖芯里粗糙的土块。我的办公桌是个古老的香案,由四叠方砖支撑着。案面上漆皮剥落之处露出了麻絮——在案子正中有一块裁得四四方方的黑胶垫。案上还有一瓶中华牌的绘图墨水,是黑色的。旁边的笔筒里插了一大把蘸水笔;还有个四四方方、笨头笨脑的木凳子放在案前,凳子上放了一个草编的垫子。桌上堆了很多1日稿纸,有些写满了字,有些还是空白。虽然有这些凌乱之处,但这间房子尚称整洁,因为每件家具都放得甚正,地面也清扫得甚为干净。可以看出使用这间房子的人有点古板,有点过于勤俭,又有点怪癖。此人填了一份很不像话的报告,这份报告又回到了我手里。我该怎么办,是个大问题。我急切地需要有个人来商量一下,所以就盼着小黄快来。我不知小黄是谁,所以又不知能和他(或她)商量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