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的语气影响了我，我似乎对一个不可测度的神明产生了敬畏。也许悲哀就来自这里（主啊，我毫无用处），但根本无法规避。于是我又问：

“你能否明确告诉我，我们的行动具有多大的危险性？确切地说，我会不会丧命？”

“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她重复。我有些领会她的意思了。我脑子里甚至闪过了这样的念头：我将不明不白、猝不及防地死去。在意识消失之前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个体的生存权在必要时是可以被一个更高形式的存在剥夺的。这便是他们的（是她那个组织的）逻辑。但是，对未知的、有我加入的事件的大致轮廓从道义上讲应该告知当事人。这个要求太正常了。然而我又受到那个原则的监视：不要提出问题。我想自己已经是多次越轨了。

L还告诉我，这个酒店的不少服务员都变得神迹可疑起来。不排除她们已经被某个方面（二处？）收买了。她问我，走廊尽头是否有一男一女坐在沙发上？我说有，那个男青年极有可能是个电梯工，他们大概属于二十四小时情人那种。

“你错了。”L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道，“他们只是假装一对情人而已。他们接吻时也许唾液都不大会分泌。”

“像我们这样？”我愚蠢地插话。

她狠狠地瞪我一眼，自顾自继续往下说：

“调查表明，那个男青年确实是电梯工，不过是两天前刚刚招聘进来的。他的背景自然不会简单。那位姑娘可能答应了替他们工作，所以……”

有人在敲门，L一下子把话刹住了，扭头看着门口。我想前去开门，犹豫了一下又钉在原地。再次传来了几声轻叩。没等我们想出一个最佳回应方式，门被扭开了，一支乌黑的枪管伸了进来……

这个短暂的想象导致我跃向墙边。探进门里的其实是一个姑娘的脑袋。我认出了她。这个在沙发上扭动着身躯的小蹄子难道真像L所说的那样在“为他们工作”吗？她居然敢毫无顾忌地闯进门来收集情报，也许那个电梯工正在不远处遥控她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