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妞在电话里与蒋正平说了没有几句话，就哭得泣不成声。

为了安排好蒋正平父母的日常生活，黑妞除了自己忙里忙外，在老人面前尽一个儿媳的责任，还花钱雇了一个保姆照顾两位老人的起居。几年的共同生活，黑妞和公婆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让蒋正平到北京曾经给婆婆做过手术的部队医院问一下，能不能让老人家尽快住院。

蒋正平放下电话，觉得心里边空荡荡的，他顾不上吃早饭，先给行政秘书请个假，又给副班长打了个招呼，就心急火燎地往医院赶。

六

杨彦军上了公共汽车，看到车上只剩下中间一个面向后的座位，便坐了下来，对面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把自己的双腿往后缩了缩，尽可能多的给他让出了两排坐位中间过道上的位置，杨彦军受宠若惊地朝女孩子点点头，算是对她那个友好动作的回报。

秋萍把杨彦军送上公交车就回家去了，她想尽快知道爸妈对杨彦军的具体看法。从秋萍家里出来的时候，秋萍对杨彦军说：“你先回城里，我在家再陪爸妈一会。商城里双休日比平时还要忙，我虽然请了一天假，吃过中午饭就准备回去上班，下午你等我的电话，待我晚上下了班，咱们再约时间一起出去。”

坐到公交车上，看着秋萍渐渐模糊的身影，杨彦军心中的喜悦感慢慢消散，觉得里边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铅。

青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女的要谈婚论嫁，男的要成家立业，而自己目前似乎还不具备考虑这个问题的条件。用蒋正平的话说，女人嫁给男人，男人起码要满足她两个条件，一是有吃饭的饭碗，二是有睡觉的床板。当然，这句话不全面，一个家庭基本的生活条件要靠两个人去创造，但他的这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一个男人来讲，婚姻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你与一个女人组成家庭，就要对她的现在和将来负责。义务兵两年服役期满以后，一般的都要复员回家，现实不允许他们对留在城市有太多的幻想。而士官的服役期相对较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在服役过程中就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

看到与自己军龄差不多的战友有些在北京找了工作、谈了朋友，杨彦军也很羡慕。虽说留在北京的人多数没有好岗位，大多是开汽车、搞推销、当保安之类，但为以后在北京安家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果士官在老家谈一个女朋友，会被有些人看成没本事，再说结婚后分居两地也不便于加深感情。现在使用诱惑手段的男人不少，经不起诱惑的女人又太多，男孩子结了婚就要当好守门员，免得别人把球踢进自己的家门。在北京找一个条件差一点的本地女孩子谈朋友，杨彦军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走这步棋。他在汽车队开车时的战友小丁，与一个在地下停车场当收费员的女孩子结了婚，这女孩子长得——用女孩子喜欢听的话说，很丰满。她特别能吃零食，白天无意花钱增膘，晚上有意花钱减肥，副食店和健身房对她双向收费。由于有北京市户口，女孩子自认为高人一等，在家里既是女皇帝，又兼财政大臣，小丁拿到结婚证和拿到卖身契差不多，逢年过节，抛洒很多唾沫星子，才能获得恩准，给老家的父母寄两百块钱。汽车队还有个老兵，是三级士官，因为经受不了两地分居之苦，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婚，在北京又与一个本地的离异女人成了家。他似乎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离异女人的父亲对他特别优惠，“买一送一”，嫁出去一个女儿，又搭配了一个外孙，这个老兵一结婚就同时多了两个头衔——丈夫和后爸，夫妻茅盾和父子关系交织在一起，搞得他苦不堪言。

所以，杨彦军觉得，士官在北京找女朋友，适合找外地、最好是自己家乡来京的打工妹，这样才算门当户对，身份相当。进，可以在北京共同发展；退，可以回老家一起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