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韦伯不仅是个“欧洲文明之子”，他还是威廉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因此，他一直抱有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也许就不足为怪，甚至到了君主制被废除之后，他还力主宪制改革能够为德国总统提供立宪君主的地位和权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轻飘飘地判定这种观念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但正如蒙森所说：“他的观点并非保皇主义情感的反映，他对君主制的支持乃是出于选择佳治国技术的功能考虑，根本不意味着情感上的忠诚。他相信，一个‘强大的议会君主制’在技术上最有适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归根结底它是最强大的政体。它优越于所有共和政制之处就在于，它是奠定在一个重要的形式优越性基础上的——‘国家的最高职位已被永久占据’，因而对抱有个人野心的政治家的权力欲构成了健康有益的限制。这也是仅有能够抑制军队从军事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张权力这种一贯欲望的制度形态。”（第311页）但是，德国时运不济，碰上了威廉二世这样一位“半吊子”君主，使得俾斯麦的去职立刻导致了一种权力真空，君主不像君主，议会也不像议会。所有台面上的政党和政客、所有的阶层和阶级、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谁能够承担得起维护现存秩序以便重构秩序规则的政治责任，而且给理应恪守工具性本分的官僚系统提供了攫取政治统治权的可乘之机。这种政治困局，很早就促使韦伯得出了一个论断：只有习惯于通过当选代表为自身政治命运共同负责，才是德意志民族有可能在政治眼光方面得到训练以寻求政治出路的仅有途径。无疑，这个问题不能纸上谈兵，而必须进行实际操作。就此而论，韦伯的基本信念，在一段历史性对话中表现得可谓言简意赅，十分生动。

德国“一战”战败后，韦伯在启程赴凡尔赛参加和谈之前曾致信鲁登道夫，要求鲁登道夫、蒂尔皮茨、卡佩勒、贝特曼等人自愿提着自己的头交给协约国，以挽回德国的名誉并为德国的光荣重建献祭。韦伯返回柏林后，双方坐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彼此都钦佩对方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无法达成任何政治共识。韦伯指责鲁登道夫作为军事统帅犯下了政治错误，鲁登道夫则痛斥韦伯要为革命和新政权的罪恶承担自己那份责任，然后，鲁登道夫就提起了韦伯那个要求：“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为什么希望我这样做？”

韦：“只有你自首，才能保住国家的荣誉。”

鲁：“国家正在跳进深渊！这种主意简直是忘恩负义！”

韦：“你必须这样做，这是你最后一次效命于国家。”

鲁：“我希望能为国家做出更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