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我们在讨论严肃问题，你这样说毫无意义。顺便说一句，这不仅关乎德国人民，也关乎军官团和军队能否恢复名誉。”

鲁：“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兴登堡？毕竟他才是德国陆军元帅。”

韦：“兴登堡已经70岁了，而且连小孩子都知道，你才是德国的头号人物。”

鲁：“敬谢谬奖。你可是为民主唱赞歌的，你和《法兰克福报》应该受到谴责！你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韦：“你觉得我会把现在这种丑恶的动荡叫作民主吗？”

鲁：“那么你的民主是什么样？”

韦：“人民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被选出来的人说，现在你们都闭上嘴，一切听我指挥，谁都不许随便干预领袖决策。”

鲁：“我倒喜欢这样的民主！”

韦：“但人民会坐下来看热闹，如果领袖犯下罪错，就把他送到绞刑架上去！”（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01页）

撇开这个特定对话场合的特定情绪因素不论，实际上，这其中隐含着韦伯的一个完整逻辑——政治家从人民那里获取权力对人民进行正当性统治，人民从这种统治中获得个体自由的合法性保障，同时以这种自由激励政治家的创造性并迫使他们承担责任。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这个逻辑的并不是韦伯的一套教条化理念，而是一直在他头脑中酝酿并日臻成熟的一个复杂的技术操作系统，也就是他所坚持的德国宪政新秩序。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呆板的权力平衡原则，被统治者应当有机会求助于竞争性的统治权力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由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在这种平衡机制中充当创造性力量，这个原则并没有更多的说明。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上，是韦伯首先提炼出了一个创造性观念，即现代政治作为一项承担特殊责任的职业，需要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此为志业，那就是职业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从上面的对话中不难推想，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关系，没有一个调整这些关系的制度基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韦伯坚决认为，非如此，自由主义就不可能确立一种与政治权力的建设性关系，这对于现代国家的理由和目的都至关重要，尤为关键的是，前程未卜的德国应该怎么办，这才是激励韦伯呕心沥血的主要动力。按照他一以贯之的方法论立场，在这个不可逆转的价值多元时代，他无法从科学实验的意义上证明任何价值目标是否正确，他能说的只是，如果要抵达预期的目标，就必须或可能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将必定或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局，最后，任何结局都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