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姆加滕是个满腔热情的男人，48岁时，由于那场革命的失败，以及屡屡和官方的检查员发生冲突，他放弃了记者职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但他继续深切关注政治。尽管直到1866年他还是俾斯麦政策的坚定反对派，此后却成了俾斯麦的支持者；不过，与俾斯麦时期的多数民族自由党人不同，他从没放弃自由主义的宪政信念。在对德国自由主义的著名“自我批判”中，他力促自由派摆脱60年来的教条主义，而不是完全放弃理想主义政治。他坚信，创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是极为重要的德国政治目标，“国家统一、国家权力、国家独立”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是全部现世繁荣的基础和开端”。然而，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自由派不同，并不准备满足于1870—1871年所实现的目标，他为这个民族感到骄傲的是，它受到了一种信念的支配，即统一必须遵循道德自制和民族净化的要求。尽管他在1871年曾热情支持俾斯麦，但是，当他看到德国自由主义在一系列决定性的国内问题上遭到失败后，却敏锐地成了那位首相的反对派。像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一样，他对19世纪70年代结束后的德国政治进程越来越感到疑虑和痛苦。

鲍姆加滕批评了那个伟大首相的“恺撒式煽动行径”，批评他害苦了中间力量并迫使社会民主党和教皇党走向激进。在他看来，俾斯麦的恺撒统治导致他在1866年引进了普选权。俾斯麦本人后来承认，他把普选权“扔进坩埚”是个战术动作，以对抗奥地利“最强大的民主计谋”。鲍姆加滕担心，这个做法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受普选权威胁的“不仅是国家”，还有“我们的整个文化”，它将使“大众在所有问题上都陷入原始的权力本能”。鲍姆加滕还激烈批评了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俾斯麦的行动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完全不顾虔诚的新教徒情感。因此，文化斗争的方式具有欺骗性，势必无果而终。根据在阿尔萨斯—洛林边界地区的直接观察，他对政府的政治路线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反对声音。他为国内弥漫的盲目顺从气氛、特别是它在年青一代中间的影响而忧心忡忡。伴随这种气氛的是政治判断力的危险衰败。鲍姆加滕在19世纪60年代就痛苦地指出了德国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此时谈论得更尖锐、更频繁了。

鲍姆加滕本人虽然与普鲁士意气相投，但并没有片面看重普鲁士在德国编年史上的分量，他还尽力不去忽视南德的传统。在对特赖奇克的《德国史》（该书第二卷出版于1883年）进行的猛烈抨击中，鲍姆加滕摆明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态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特赖奇克，把政治倾向拟人化，使得鲍姆加滕极为惊惧。他相信，特赖奇克的著作表现出一种头脑狭隘的普鲁士沙文主义性质，醉心于帝国的现状，放弃了一切更深远的宪政理想。鲍姆加滕认为，特赖奇克毫无谦恭之心，肆无忌惮地以傲慢与偏执的民族情感伤害其他民族。鲍姆加滕在与特赖奇克的争吵中，由于少见的苛刻姿态，导致他疏远了他的所有朋友，最终还包括他的老伙伴——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