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姆加滕强有力地影响了青年韦伯的政治观点。当然，对于他那些夸大其词的看法，韦伯并不打算引为己见。他在与鲍姆加滕阴沉而悲观的见解的不断对质中发展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过，鲍姆加滕确实帮助他摆脱了得自他父母的褊狭的民族自由党观念，让他看清了俾斯麦体制的内在弱点。尽管韦伯从未赞同过鲍姆加滕对那个伟大首相个人及其政策的尖锐批评，却接受了这位老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判断。尤其显见的是，对于俾斯麦政策的恺撒式煽动主义性质，他与鲍姆加滕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韦伯当时就谴责了“俾斯麦式君主政治的危险礼物：普选权，这是所有人在这个词的最真实意义上的最纯粹的平等死亡”，尽管他并不同意老人的悲观主义看法，即实行普选权可能毁灭的不仅是国家，还有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对于韦伯后来的政治发展特别重要的是，鲍姆加滕向他指出了俾斯麦的统治对这个民族政治判断力造成的后果。鲍姆加滕预言说“此人身后将留下巨大的麻烦”，实际上，这在韦伯看来似乎过于悲观了。正如他在1888年致鲍姆加滕的一封信中所说，他并不相信从长远来看“行政机器和我们政治信仰的灵魂会土崩瓦解”，即便“君主统治不可避免将在最近的未来受到冲击”。不过，鲍姆加滕对韦伯尖刻评论年青一代那种不加思考的盲从，却使韦伯敏感地意识到，他这一代人确实谈不上政治成熟。他本人倒是能够避免柏林的同学们那种天真的俾斯麦崇拜，但他同样尊重这位天才大政治家。他曾提出疑问说，为什么俾斯麦总是忘记恰恰是“他本人激励了党派精神，从而毁掉了‘国民的好感之源’”，但他却悲哀地发现，这使他遭到了迷恋俾斯麦的同学们的一致责难。

韦伯深为他这一代人对政治问题缺乏兴趣而忧虑：“我这一代人真是令人称奇，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无非就是，要么与反犹主义沆瀣一气……要么就是达到更高的水平，认为模仿‘原原本本的俾斯麦’意义重大。”他看到，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同学们在“特赖奇克讲课时只要语带反犹味道就会爆发出……一通狂欢”，其实是在释放一种紧张情绪。他确信俾斯麦崇拜、反犹主义和天真幼稚密切相关。他这一代人“最最不可思议的”特征，就是对“本世纪历史那种奇特的无知”。

特赖奇克对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的有害影响，导致韦伯步鲍姆加滕后尘，疏远了那位大历史学家。他并不倾向于附和鲍姆加滕那种全盘否定的裁决，而是认为，特赖奇克仅仅是没有足够充分地遵循学术客观性标准。当然，韦伯不可能忽视特赖奇克给听众留下的强大印象，那种从他火山一般的天性中喷发出来的魔力。他认识到特赖奇克的片面性背后有着名副其实的热诚，以及伟大人格的严肃性。他曾读过特赖奇克的诗作并把它们寄给了赫尔曼·鲍姆加滕，因为他发现，“里面那种诚挚的理想主义，是这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幸的人哪怕犯下最不堪的错误也不会遗失的。……如果说他在讲坛上声名狼藉的影响是一种不幸的话”，他给鲍姆加滕写道，“那首先也是听众的（错）……”

俾斯麦同样是这种情况：国民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如何对待他，如何坚定地利用他，他们给了他信任，这是他应得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可是现在太晚了——他那些常常具有破坏性的个人政策，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把握的范围。我的同时代人竟然如此崇尚军国主义以及类似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化这种怪物，竟然藐视一切不求助于人的邪恶品质——特别是粗野残忍——而达到目标的努力，然后是大量且往往非常刺耳的偏执看法，与别人的观点进行斗争的亢奋，由深入人心的成就感引起的对今日所谓“现实政治”的偏爱，凡此种种，就不是他们从特赖奇克的教程中得到的仅有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