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读波伏娃，是因为手里偶然有一本《美国精神的封闭》，此书开卷就清算女权主义，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学派红人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卷一“大学生”，指责“俗丽”的流行文化败坏了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摇滚乐是“使年轻人随着性欲亢奋的节律一起摇摆”的垃圾文化，性解放摧毁了淑女气质和典雅的男女关系，年轻人已经不会“爱”，用现象学的话说就是，他们只知道“FUCK IS JUST FUCK”。

淑女气质即女性气质（Female），是男女关系的构成因素还是男女关系的结果，波伏娃的名言是：女人是后天形成的。用福柯的句式就是：性是被性化（Sexuality）的结果，女人是被女性化的结果。女性主义一直在两条路线上作战——争取人权（启蒙逻辑）和去女性化（反思人性论的后现代逻辑），而《第二性》恰好是这两种逻辑承前启后的产物。1949年《第二性》两卷本一出版，就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先声之作，女版的《存在与虚无》。此前，即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此书末尾萨特写道：“一个要求自由的自由，事实上就是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的存在，这个存在把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选择为理想存在。因此，这存在不是选择使其复活，而是选择的自我逃避，不是选择与自我合一，而是选择了总与自我保持距离??自由由于把本身当作目的，它逃避了一切处境吗？??这些问题可能在道德的基础上找到答案。我们将在下一部著作中研究这些问题。”翻开萨特创作年表，这下一部著作大概是1960年发表的《辩证理性批判》，宣告了萨特“干预”、“介入”（engagement）的政治学主张。但女版的《辨证理性批判》却没有出现，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存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在波伏娃（女人）那里，是太男子气的疯狂想象。1974年，萨特病情稍有好转，但视力恶化已不允许他写作，波伏娃建议以谈话的方式，来完成萨特的自传。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将这次长达一个月的谈话内容整理出版，构成了《萨特传》的主体内容。在《萨特传》“政治”一节，萨特承认：“我不再是一种政治的存在。我不认为它是根本的。政治是人的尺度，其实它不是我的尺度??我有一种政治唯美主义??”看来，老萨特又回到了存在与虚无。在传记中，波伏娃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她和萨特去伦敦旅游，她选择去博物馆，而萨特宁愿去无产阶级贫民窟考查。

波伏娃没有选择“无产阶级贫民窟”，她甚至比萨特还了解萨特自身，她执笔的《萨特传》复原了一个萨特，守住了“存在主义”的防线。那么可想而知，与性解放运动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即“自由女人”的议题，不仅是自由的深化，民主与平等的方案已经变成了经由女人发挥的产物，并且是更加自由的发挥。这些预设性的计划，即存在主义意义上人被抛入其中的计划（project），和布卢姆教授所迷恋的“天然的男女关系”、“相濡以沫的两性结构”之间的对立，难道仅仅是女人与道德、与伦理、与世界的对立吗？这种对立，从女性主义的维度考查，是如此古老、如此刻意。

二

布卢姆教授的话，主要是说给他的学生听的，正如《创世纪》中，上帝的话是说给亚当听的，夏娃是无辜的，但还是受到牵连——女人是引诱者。其实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之内的宗教》里告诉我们，人连作恶的资格都没有，只有精灵才可以作恶，说的是那条蛇。但后来的宗教题材绘画中，蛇全部变成了女人的形象。这个“聋哑”的夏娃成了替罪羊，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解释说，这是因为恐惧，从原始犹太教到一神论的基督教，从母神崇拜到父神崇拜，男人们克服自然（physic）的过程，就是对母性权力（maternal right）的克服。